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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仇勇
记忆中，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闻如此多的企业家集中“出事”了。
上一次的记忆定格于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牟其中、史玉柱、管金生、褚时健……他们中的大部分而今已经消隐；这一次，从杨斌、仰融、周正毅开始，到赵新先、倪润
峰、黄宏生、唐万新、陈久霖、郑俊怀……怪不得有人将2004年称之为企业家的“灾年”。
时间进入2005年，尚在舞台中央的——无论是国企领导人，还是民企企业家——他们的命运又如何？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寻找“出事”的企业家背后的真相和失误；总是习惯性地将原因归结为他们的“不小心”和“托大”；特别是没有“出事”的企业家们，一方面心怀忐忑，另一方面，又相信自己不会被那些“偶然因素”击垮。
果真如此么？正如本期封面报道《商业普世主义法则.张力》所分析的那样：“从商业英雄到阶下之囚，他们没有变，而是这个社会在变化。当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参与商业活动时，蓦然发觉，曾经习以为常的种种商业行为，已经碰触到新商业社会所能容忍的底线。越来越多的问题富豪的出现，不是标志着商业社会的堕落，而是标志着商业文明时代的来临。”
在这个变化的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商业的普世力量。如果我们把每次商业活动都看作是一次博弈，商业的普世过程，就是把商业活动变成一个重复博弈，规则和奖惩、公平的原则等起到决定作用的不符合现代商业社会的种种行为模式，将逐步得到遏止。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出事”的企业家和他所暴露出来的行为迅速排除在主流商业精神之外，以为这只是商业社会蜕变过程中剥落的血痂而已。英国学者鲍曼在其著述《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在分析二战时期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时写道：“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个对立面。我们猜想，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它们不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
同样地，我们会因此而发现，这些“出事”企业家的行为并非是游离于我们的商业社会而单独存在的，它们本身就是这个社会转型的一部分，他们的思维、工具和方法都是我们熟悉并且得到大胆使用的，比如银行借贷、上市、买卖资产……甚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商业社会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恐怕他们还不至于“玩”得这么大。
当然，我们并不主张让社会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固执和呆板当中，但必须谨记的是——“由于我们一直被教育要尊重和崇尚技术效率和认真计划，因此我们只能承认，在赞扬我们的文明所带来的物质进步时，我们已经过分低估了它的真实潜力(鲍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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