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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秋风
至少在大学校园中，存在着一个相当扎眼的反差：一方面是大学校园越来越富丽堂皇，大学教师也越来越富裕；另一方面则是贫困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穷。
有统计说，从1984年至今的20年间，高校教师年平均工资增长了17.8倍。2003年，
高校教师平均工资超过2.33万元，这还只是部分大学教师收入中的小头。在一些好一点儿的高校，教师收入已经超出白领阶层。北京一所大学教授年收入最高的约为10余万元，一般平均为7万元至8万元。据说，汽车展都办到了大学。
这无疑是好事。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校贫困生的比例为20%，约240万；特困生为5%～10%，约160万。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调查表明，贫困生的比例还在增加。1998年到2002年间，月生活费低于90元的特困生的比例，从1998年的6.2%增至12.3%。在北京师范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41%。
看到自己的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贫困者，不知教师们作何感想。同时，这些年各地的大学都在大兴土木，大学校园越建越大，大学的建筑也越来越奢华。住在华丽的校园内，贫困生又是怎样一种心情？
先不管教师或学生的心情。人们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大学的奢华、教师的富裕，与学生的贫困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我们倒也不能因此断言，学生的贫困是由于大学收费。问题在于，这些学生的家庭本来就是贫困的，但他们又决心让孩子接受大学教育，希望以此来改变孩子的命运。不幸的是，高等教育已经不属于义务教育，因而大学生必须付出成本。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
政府应当帮助这些贫困生吗？对此人们可以争论。不过，一直以来，政府都向高等教育提供大量财政拨款，这些拨款大部分直接拨付学校当局。据统计，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6177.96元。假设一个大学拥有两万学生，则其获得的财政拨款为1.2亿多元，也算是一大笔钱。而这些拨款大体上可以被分为三部分：大学基础设施建设，教师工资与福利，学生的补助金、奖学金及医疗、生活补贴。假定政府的拨款是既定的，则用于大学、教师的部分与用于学生的部分之间存在此涨彼消的关系。
近年来，政府的财政投入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大量财政性教育投入由教育部门以各种各样“工程”的形式分配给政府所选定的大学。这些“工程”大多数以推动大学基础建设为目标，扩建、改建校园，建设教师宿舍、聘请教师，并形成一种攀比之风。
尽管没有找到相关统计数据，但大体可以断言：在大学所得到的财政拨款中，用于大学设施建设和教师福利的部分增加的速度，快于用于学生福利的那部分，后者甚至可能在绝对下降。
这样的投入模式，可能会有助于大学吸引更多人才，并为从事科研创造较好条件。但是，大学不仅仅是大学的、教师的，也是大学生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政府创办大学，为的是培养大学生，而大学和教师本应服务于大学生的。那么，在财政投入上，似乎也应拿出更大比例资金直接由大学生支配。
也就是说，有必要改变财政资金的使用模式。在不改变财政拨款总额的前提下，改变财政资金的流向，从原来拨给大学的经费中拿出更大比例，通过补助金、奖学金的形式直接分配给学生，尤其是贫困学生。也可以参考“教育券”制度，政府将高等教育拨款的相当大部分按人头分给大学生，大学生以其缴纳学费，这样可以部分减轻家庭的负担。这样利用财政政策，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缓解校园内的贫富分化。
另外，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资助，也可能需要从资助大学稍微向资助大学生倾斜一下。不少富商或企业捐助大学建造大楼、开设讲座，这更多的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做点儿雪中送炭的事、多帮助一下贫困大学生呢？资金用于这方面的边际效率会更高——当然，这需要政府为私人开办基金会创造更为宽松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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