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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心怀壮志，决定到伟大首都去寻梦，憧憬成就自己，但英雄困顿；也许你逃避贫穷，愿意前往繁华都市，寻觅生计，而劳作辛苦；甚至也许你无力回天，依着活命的本能，在北京的街头翻捡垃圾，磕头行乞……这一切，在一些人的眼里，是值得用大都市当有的胸怀去包容接纳的部分，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却是消耗了城市资源、扰乱了城市秩序、干扰了“城里人”的生活，所以须用“准入门槛”挡在城市外的盲流。
北京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对外地人进京实行准入制度”的建议，就是表达了后一种认知的观点与逻辑。在迁徙自由已成文明常识与人权共识、户籍壁垒屡被诟病冲击的现代社会，这种居然要求将首都变成“外国”、进京还得“签证”的倡议，不仅会惊诧友邦，显然也是要激怒国人的。虽然我们坚决捍卫张委员表达自己观点的言论自由，但从因此引发的网络争论来看，常识并未普及，偏见依然盛行，甚至张委员近日还声称，北京市政府也同意其观点——对此我们当然有足够乐观保持怀疑，所以我们还要以同样坚决的姿态，反对这逆历史潮流的“进京准入”谬论。
谬论之一，在于张委员之所谓“北京资源稀缺”，“不能13亿人都来北京”。
稍有历史记忆的国人想必都还记得，在城乡壁垒森严、人口流动艰难的年代，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持稳定”、“强调管理”，然而壁垒一旦被突破，流动日益汹涌，稳定并未支离破碎，管理也未捉襟见肘，真相一旦展现，理由被证明不过是个借口。人口集中问题更为严重的韩国汉城、日本东京，从未以资源为理由来限制过人口迁入。倘若北京感觉资源吃紧，只怕首先应当从政府的资源经营配置能力，以及全体北京市民的资源消费方式上去寻找症结。揪住外来人口——依照张委员的说法，还只是外来人口中的低素质群体——增加的资源消耗不放，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因小失大？如果不是见识狭窄，只怕倒有混淆视听之嫌了。更何况，各种层次的外来人口，恰恰使得城市资源得到了尽可能充分的开发、尽可能合理的分配。而如果我们承认户籍制度并没有先天的道德基础，那又凭什么判定这“稀缺的资源”只配某些人享有，而某些人又不配享用呢？
谬论之二，在于张委员之所谓“这些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以及“北京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由这些人造成的，比如说收废品、恶意乞讨的，他们的存在确实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乞讨者有多恶意我们不便妄加评论，但我们实在不知道，“收废品”者在张委员眼里何以竟会成为“损害北京市民生活”的罪人？如果是因为嫌他们衣着褴褛、脸手污黑，那么那些建筑工、环卫工、管道工是不是也要一律被斥为“市民生活”的累赘？我们更无法明白，对付“铤而走险”，为何不从加强社会疏导和治安着手，反倒打算采用“鸵鸟政策”进行自我屏蔽？名之为“鸵鸟政策”还是客气委婉的说法，本质上这与“群体清理”又有何区别？
谬论之三，在于张委员解释说“准入其实不是绝对的排斥，只是想对希望来京长期居住的人有一定的控制……其中包括工作绿卡、经济调控等多个手段……比如适当提高北京的生活成本”。
准入当然不是“绝对的排斥”，以为只有“绝对的排斥”才当被抨击，这显然是张委员对于批评意见的低级误会与侮辱。公正平等，如果在设计上首先就有了三六九等，在操作中就必然要走向邪恶。而且张委员所谓的“工作绿卡”、“经济调控”、“生活成本”等等“相对排斥”，在北京本已是事实——就业的艰难，房价的高企，已然是一番“长安大，居不易”的写照。生存压力之下，黯然离京还乡者也大有人在。这何所为而来，又何所为而去，逻辑明了而秩序井然，早在上世纪“闯荡上海滩”的历史里就有了先例，何能被张委员斥为“无序流动”呢？倘若需要进一步人为强化工作绿卡、抬高生活成本，张委员又何以自辩自己不是希望借用“行政手段”呢？倒是张委员的提议，激起部分城市居民的“共鸣”，从此城市里的“相对排斥”，多了冷漠、白眼甚至是仇恨，不知是北京之福还是北京之祸？
北京只是中国众多人口集中城市之一，张惟英委员也只是这众多城市里众多不满于外来人口冲击的市民之一，依照张委员的观点与逻辑，只要各大城市以之为榜样，可以想见一个社会融合开始倒退、城乡重新分割、群体心态对立升级、城市活力减退、自由戴上镣铐、公正蒙上头罩的时代正在阴险袭来。这其中种种歧见、偏见与短见之下的谬误便可现形于天日。对此，有人说，你怕北京乱你离开，他不怕北京乱他留下来；还有人说，实现公正，哪怕天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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