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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中午11时左右，在成都德盛路1号门前，一名红衣女子单膝跪地，执着地为一个陌生男子做着人工呼吸。一次、两次……红衣女子没有因为男子满面污泥而显出丝毫犹豫。 约20分钟后，围观者看见红衣女子抬起头来，“他死了。”她摇摇头，瞬间热泪盈眶……奇迹没有发生，但人们记住了那个从围观人群中挺身而出的身影，和一双痛惜的泪眼。(1月25日《成都商报》)
无论是从题材还是内容上看，这都应该是一篇感人肺腑的现场报道。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几近完美的报道却因为记者一句提问让人大倒胃口，了解到她是附近青羊区二医院的医生叫周昱丹，记者采访时问道：“你给病人做人工呼吸时想到过脏吗？” 周昱丹这样回答：“没想过，脏东西可以洗干净，人死了就不能再活过来。”周昱丹接着说，“每一个医生遇到这种事情，都该这么做的。可惜我最后没有把他抢救回来。”
我不知道这位记者在听到周昱丹这番话后是怎样一种感受，也不知道记者当时脸上是否出现羞涩。我想，如果我是这位记者，面对这样的回答，会很不好意思的。
我虽然不是记者，但知道该如何与一位尊重他人、敬惜生命、恪守治病救人天职的好医生(何况还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女医生)对话。即便是为了报道她的感人事迹或是善意地提醒读者注意事项， 那也应该请周昱丹医生谈谈她为什么会这样做？或咨询一下对于类似紧急情况的抢救常识，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合格的记者该做的事情。可偏偏不幸的是，这位记者又一次出口成“伤”。
记者是航船上的了望者和社会的清道夫，记者的天职就是激浊扬清，在弘扬正气、鞭挞邪恶的同时，更体现出对于一切生命伦理的尊重和人性的褒奖。然而，近几年来，我们遗憾地看到，随着媒体的发达和竞争的白热化， 少数记者的素质也十分令人担忧，在许多场合许多报道中屡屡出现“硬伤”：乞丐现象被记者形容为“一种视觉污染”；有民工不幸被电死，深圳某报记者将其惨状描述为“烤成了烤鸭”；某特区高速公路上总有一些困难群众冒险拣拾废车票换钱，有记者将词典中用来表现匪徒、兽类流窜样子的特定词汇“窜”字毫不犹豫地按到他们头上。至于报道妇女遭不法歹徒蹂躏时，记者对歹徒动作绘声绘色的再现，甚至俄罗斯发生恐怖分子残杀无辜人质时，我们的主流电视台居然以此作为竞猜赚钱的“素材”之类，不说也罢。
常听人发些感慨，说是时代发展了，经济上去了，但这个世界上的人情味越来越淡漠了。这些感慨常常就出现在那些声称为民代言、捍卫良知并且秉笔写春秋的记者笔下。而现在看来，他们中的一人丝毫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社会下层民众现实的困苦丝毫没有同情心甚至还屡屡以一种轻蔑、调侃的口吻对待他们，对待生命无奈的消失。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记者职业的一种莫大的讽刺？
说实话，人们无从要求这些素质差强人意的记者用铁肩去担啥道义，只希望这些职业人笔下留点情，嘴中积点德，别再出口成“伤”——这不算太过分吧？
(稿源：红网)
(作者：李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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