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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加福建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基层人大代表阮培金透露，当今农民最害怕的四件事是：人情债、建庙堂、缴学费、患大病。(《中国青年报》1月25日)这“四怕”，确实让我们的农民感到棘手。破解农民的“四怕”实际上在考验政府智慧，呼唤我们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有大作为。
一怕人情债。城市盛行大办婚、丧、喜、庆之风已吹进农村，一些农民不得不大举
攀比送礼，没有钱只能借高利贷，打肿脸充胖子。
“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但“礼”并非就是单纯的金钱，有很多有意义的方式。解决人情债，首先需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人们如何选择往来方式，是人们自己的事情。但政府无疑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行动中担负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如何切实加强公民基本道德建设，让良好的社会风气在人们心中内化成自觉的日常行动，仍考验着政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智慧。
二怕建庙堂。农村陋习一时难以改变，一些地方修建祠堂、神宫、寺庙成风，费用摊到各家各户，名为求神灵保佑。
虽然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但是，封建迷信思想对我们影响严重不能一味用来作为解释存在问题的借口。能摊派费用来建庙堂，这肯定是有组织的行为，其组织者是谁呢？组织者为何有如此的号召力呢？这很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基层组织在这上面到底能起到多大的抵制和教育引导作用？这同样让我们思考。
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期无节制的放纵或无作为的抵抗导致积重难返。如何有效的抵制封建迷信，基层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更富实效的作为了。
三怕缴学费。农民子女多，小学、初中勉强过，高中、大学最难熬，中考分数不够高价买，上大学花费更是惊人，农民形象地比喻“过去一把锄头养活7口人，现在7把锄头养不活一个大学生”。
缴学费，对农民来说难，其实对市民来说也难。中国人在子女教育上投入出奇的高，是人们重视教育的体现，同样也是教育畸形发展的体现。政府一直不愿去承认“教育产业化”这个概念，但是目前教育的走向真是让人们疑惑。教育在收费方面暴露出的重重问题，让教育事业在人们心目中成了暴利行业。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收费体制，使其不再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不能承受之重，这是政府在教育事业上亟待解决的难题。
四怕生大病。山区农民缺乏医疗保障，加上农村医疗设备落后，医务人员素质跟不上，农村医药市场管理混乱，农民不仅看病难而且花销大，有的小病得不到医疗，酿成大病进医院，即便保住了性命，也是负了一身债，在农村因病致贫返贫的占贫困户总数的一半以上。
俗话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病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的痛苦，而且是经济上的负担。农民相对城镇职工来说，既没多少钱，又得不到良好的医疗保障，害了大病的后果我们可想而知。就此来说，良好的社会医疗服务体系起码的要求就是让老百姓能看得起病，尤其是要让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看得起病。可喜的是，目前农村医疗合作体系正在试点中得到酝酿发展。如何加快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让普天下的农民都有条件看大病，这也考验着政府的治理智慧。
能够破解农民的“四怕”，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但一旦破解“四怕”，将能很有力地提高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我们期待着政府在破解“四怕”中能有大作为。
(稿源：红网)
(作者：张玉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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