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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与印度外交秘书萨兰在新德里举行了首次战略对话，对于两个曾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国家来说，这一对话当可视作是一次颇有象征意义的外交行动。
近两三年来，中印关系改善的势头迅猛，特别是自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后，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以大力促进互信建立为主要内容的新时期。双方之所以能够表现出
强烈的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与目前各自的国家议程有关。中国自1978年起就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而印度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蹒跚启动了市场经济改革。应该说，两个人口和文明大国都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的脉动，深刻意识到发展经济对于改善民生、提高国际地位的重大意义。
当然，要改善中印关系，还有诸多障碍，比如边界纠纷。此外，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意图的疑虑也不小，克什米尔争端、中巴关系以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都使得中印关系的发展充满了曲折和艰难。长期以来，中印双方被外界，甚至彼此视作战略竞争对手。另外，我们不得不指出，两国民间还有少量的民族主义情绪。印度在看待中国的时候，冷战思维比较明显，1998年印度步入核门槛就有点“抬杠”的意味。
因此，对中印关系的改善应有一个合理的追求目标，在存在着前述诸多障碍的时候，可能中印在短期内难以提升至通常意义上的战略盟友状态。因此，将本次中印战略对话看作是一次积极的、善意的增信释疑的外交举措更为恰当。对中国而言，这也是一次向国大党政府展示中国一以贯之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行动。
在战略对话的背景下，着眼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效果更好。对那些涉及双方原则的问题，不妨尽量回避和搁置；对那些非原则性的问题，双方应互谅互让，理解并满足对方的关切。要使中印关系真正加入“战略”的含义，双方必须不以对方为防范对象，寻求能够改善并促进这一战略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
在战略互信难以迅速实现的局面下，对于两个还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的正确做法，就是大力发展以经贸为核心的各种合作。在维持和平的前提下，没有比“就业、医疗保障、收入提高和社会和谐”这样的词汇更有魅力的字眼了，也没有比消除贫困、走向富裕更具道义合理性的所谓战略目标了。
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曾经说：“当黎明来临时，我们就从个人生活的封闭和孤立中自由了。就是此时，我们看到了全人类的光明，也开始了解他人，并开始在生活中彼此合作。”面对中印关系黑暗与光明的交错，在中印两国启动开展战略对话的转折时期，我们当谨记：淡却恩怨与务实合作，才是中印战略对话的现实基础。
□刘虎(暨南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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