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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岭
“人口准入制”的建议，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把北京发展需要的人放进来，把不需要的人挡在外面，总之是为了减轻北京的资源压力，使北京更好地“发展”。
“人口准入制”的动议，这个关乎社会发展基础理念的话题，对于有户口的“北京
人”和想到北京发展的“外省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利益之争，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平衡不同群体之间利益格局的问题。
可以设想，如果北京的“人口准入制”得以实施，将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城市资源紧张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果全国其他的大中城市都采取这样的人口准入措施，那么技术精英和其他社会精英的发展环境得到优化的同时，普通人的发展和生存环境势必相对恶化。这种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必将造成人力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进一步向城市聚集，这不仅会制造更多的起点不平等，也是一种社会变革理念的倒退。从宏观上说，这样的发展设想，不符合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统筹区域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路径，不但不会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反而会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技术精英和其他社会精英比一般人，尤其比那些“北京发展不需要的人”有更大的话语优势，也的确更有能力增进北京的发展效率，但是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绝不能把受惠的目标人群只瞄准精英群体，否则，将会使我们的社会在整体上陷入某种畸形状态，并进而影响到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人口准入制”的设想，无疑使精英群体成为受益者，这将人为地增加精英群体在市场博弈中的分量。
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变革过程，所以中国的改革又被称为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政府主导的基础理念之一应该是公正，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根本点。因此，我们的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都必须考虑使最大多数人群受益，而不是只让一个群体受益。不管是精英，还是一般人群，其利益诉求都有同样的意义，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说，影响力应该是相同的，至少不应该是差别很大的。
首都不是一个可以虚置的概念，首都的发展是建立在人们平等发展的基础上的。如果为了一部分人的发展，必须限制另一部分人的发展，这是一种传统思维之下的路径依赖，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但要经受合法性的追问，更要经受科学发展观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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