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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童大焕
2005年1月11日，中纪委发出禁赌令，明确指出，从今年1月到5月，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今后对参与赌博的党员干部，一律予以免职，到国外、境外赌博的更要从严惩处。这是多年来最严厉的反腐措施，也是两个月来中纪委第三次发出禁赌令。禁令一出，中国周边国家的赌场接连倒闭，截至目前，一个月内已令越
南、缅甸等国的82家赌场停业，西双版纳境外赌场全部关闭，朝鲜罗先市英皇赌场也于近日关张。
本次禁赌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针对党员干部。行动伊始，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发表讲话说，这次专项行动将区分赌博行为和群众娱乐活动，对群众带有少量彩头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以赌博行为查处。“两高”也将出台禁赌司法解释，明确“亲朋好友之间、街坊邻居之间不以营利为目的、带有少量彩头的营利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并只收取固定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等，不以赌博论处”。正因此，中国的禁赌行动，实为政府在开辟中国反腐败的新战场。
官员境外豪赌在一个时期以来成为一道格外刺眼的“风景线”，赌资动辄数以亿计，仅2004年案发的就有：原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述标赴澳豪赌，挪用公款1.2亿元；原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陈满雄夫妇多次去澳门豪赌，共同挪用中行中山分行资金4.27亿元，其中4.15亿元偿还赌债；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广电局局长张小川等人挪用公款2亿多元，其中1亿多元输在了澳门赌场；原延边州交通管理处处长蔡豪文，仅在2003年11月到2004年11月一年间就先后30次出境赌博，一共挥霍公款和企业资金350万元。而在已经落马的官员中，曾经参与出境豪赌的也并不鲜见。因巨额受贿被判死刑的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曾经17次去澳门赌博，最多一次三天输掉上千万元；同样因巨额受贿被判死缓的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私自前往香港赌博，也曾经一天输掉350万。这些参与出境赌博的官员有着相同的特点，一是公款赌博，或者企业买单，不掏自己一分钱腰包；二是一掷千金，格外“慷慨”。乃至于近年来，美国许多赌场开始将中国大陆的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锁定”为重要客户来源。澳门因为路近更是成为内地官员赌客的首选，每年内地赌客在澳门要输掉十几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是官员输掉的公款。
官员境外豪赌直接造成的危害有三：给中国政府乃至整个中国形象带来极大破坏；直接导致巨额国内资金和国有资产外流；与腐败现象互为因果，互滚雪球，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腐蚀。干部赌博已经成了腐败的温床：一些干部和私企老板，为个人提拔重用和得到“领导关心”而采用赌博方式行贿；一些基层官员不仅参与社会上的赌博，自己也开设赌场放高利贷。
但很显然，禁赌是治标之策而非治本之方。虽然官员嗜赌有可能加剧腐败，但从根本上说，官员嗜赌首先是因为有腐败的空间，赌博很大程度上是腐败官员洗钱的管道。从报道看，各地禁赌最有效的两招：一是“查”，二是“堵”。“查”，就是通过边境口岸的过境记录，调查那些有出境赌博嫌疑的政府官员；“堵”，就是封堵赌客的出境路线。这两招虽然有效却有限。许多官员热衷于赌博，并在赌场一掷千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钱要么来自公家钱袋，要么是收受贿赂并欲将其洗白——赢了就成了光明正大的合法收入，即使输了，也有公家和行贿人买单。更何况，即使赌博这种洗钱的管道被完全堵死，各种腐败通道还是会不断地被开辟出来，比如送官员子女上学、为官员子女开公司、将官员家属送出国以及官员权力期权化等等，都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安全性”。
因此，禁赌只是“截流”，如何从源头上反腐仍然任重而道远。目前掌握权力的各级官员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很容易弄到钱，同时又缺乏对他们的监督和制约。现阶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员体制，难以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制约；而官员手中可“变现”的权力太大，往往一个批条可以产生巨大利润。这是权钱交易、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的根源。日前《中国青年报》披露一个挂职博士的信，谈到某个商人希望他帮助获得一块100亩的地，该商人一次开出的回报价码竟高达500万元！
而近年披露的许多腐败官员，涉案金额也动辄几千万上亿元。官员们拥有随便动用上亿元公款的权力是很可怕的，几万、几十万元，稍有“定力”的官员可以不动心，一旦手中可以轻易调配几千万上亿元，就会有许多人“动心”了。据悉，国家官员动辄使公共资产损失百千万元、上亿元，这样的案例在世界各国少见。一些富国官员手中管的钱虽然巨大，动用的权力却极小。甚至连公务招待客人的一餐饭，也被严格限制在几美元以内，超出部分要官员自掏腰包。这样的权限，想腐败都不可能。自下而上监督和制约权力；从削减审批权和减少官员对公款的直接支配权两个方面入手减少权力的“含金量”，既是对官员的最大爱护，也是对国家和民族事业的最大爱护。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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