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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君
前两天，两条关于“在校大学生能否婚育”的消息一正一反，让公众空欢喜一场。先有媒体报道，某部门官员范毅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本部门将出台的新《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将不再提“婚育”二字，从而得出“高校不再干涉大学生婚育”的结论。但很快范毅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研讨会上的说法只是个人观点，不代表本部门的政策，不是结论
性的规定，“高校不干涉大学生婚育在目前也是不现实的”。(《新京报》1月22日)
在校大学生能不能婚育？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好几年。支持者如专家学者、大学生们拿《宪法》、《婚姻法》论证：只要是符合法定结婚生育条件的中国公民，都有结婚生子的权利，没有法律明文规定某个群体的这个权利可以被剥夺。
从范毅先生“前是后非”的态度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到，即使在教育行政部门，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心里很清楚“禁止在校大学生婚育”是不适当的。但是，这最终只能成为“个人观点”。而在当下中国，官员发表“个人观点”离“公共决策”的建立和推行还有很长的距离。于是，人们见到了一个新版“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可就是不做。
其实，“知可为之而不为”的事哪只这一桩。也在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决定“乙肝病原携带者可以报考公务员”，让全国1.2亿乙肝病原携带者很高兴。然而，大家似乎忘记了这个“成绩”的得来经过了怎样的波折———从1.2亿人背着歧视的黑锅到后来的杀人案，从媒体关注到行政诉讼，从网上声讨到民间评论，废除这样的规定让公众等了多久啊。
去年“保障人权”被写进宪法，至今已快一年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修改对国家方方面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必然要求对过去的法律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校正，必然要废止和修改许多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内容。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相关部门有积极改良的义务和责任，不必等到舆论鼎沸，更不能舆论鼎沸了还在置若罔闻推推托托。
从根本说，我们还缺乏对“置若罔闻”者的督促和惩罚机制。不过，也不必太悲观，去年年底全国人大有关负责人已经明确“任何公民都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的要求”：对于被质疑的法规，首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机构进行审查，如果确认违法、违宪，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可以废除相应的规定，也可以要求制定机关自己改正———那么，对于类似“禁止在校大学生婚育”的规定，说不定哪天就会有公民对其提起违宪审查。
这个问题值得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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