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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昕/文
国有企业领导的报酬备受争议，只是因为他们是浮在水面的冰山山尖，水面下是更为庞大的国有企业全体职工收入市场化的改革需求。在此问题上，职工和企业领导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领导的经营才能得不到合理报酬，职工的专业技能同样不会得到合理报酬。
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不仅参与生产的市场，也必须参与人才的市场竞争，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人才价格同样应由市场决定。国有企业职工转换身份的同时，他们的薪酬体制也必须同步转换。职工之所以不愿意放弃“身份”，是因为“身份”背后有着可观的隐性收入。只强调转换身份，不配合薪酬改革，就是单方面更改劳动合同，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
国有企业职工收入与其他所有制企业攀比，正是国有企业职工收入市场化需求的突出表现。向下攀比早已存在，很多国企的正式职工放假回家，而工作全由临时工承担，就是向下攀比的表现，这种现象没有引起争议。而向上攀比，则成为议论的焦点，归根结底，还是“不患贫患不均”的落后思想作怪。
有人还以最近接连出现的经营失败的民营企业家自杀，而导致国有企业中航油巨亏的陈久霖，事后竟然是“纵有千千罪，我心坦然对”的潇洒心胸，做为国有企业不能与其他所有制企业攀比收入的例证，这种比较实在荒唐。自杀是社会公认的不负责任的极端行为，而在某些人眼中，竟成了负责任的表现，荒缪至极。中航油巨亏，陈久霖有责，是否有罪，还有待法庭判决。更重要的是，经营亏损5.54亿美元，与贪污受贿5.54亿美元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当提议对企业领导薪酬加以控制时，与提议对彩电价格加以控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希望用行政管理替代市场竞争，价格由政府制定，而非供求决定。这些人一面高呼反垄断，一面却呼吁对人才实行垄断。陈久霖2002年的2350万元的收入再次成为了他们的例证。
中航油垄断了国内航空油料的进口渠道，是铁定要赚钱的。这样的企业，换了王久霖、张久霖、赵久霖做总经理，照样赚钱。那么，陈久霖的2350万人民币的年收入公平吗？这种巨额薪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敬业精神呢？问题是，中航油连续四年多亏损时，王久霖、张久霖、赵久霖都在哪里呢？中航油净资产从1997年17万美元增长到2004年1.5亿美元，增幅达890倍。同一时期，在王久霖、张久霖、赵久霖经营下的其他国有企业的增幅又是多少呢？
控制经营风险与经营者收入市场化，正是现代企业制度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还有人提到，要充分考虑国企高管的“准公务员”身份。近年来，有些国企高管，今天还是某个企业的领导人，明天就成为省部级高官。这是现阶段的中国特色，一些国企高管事实上具备等同于公务员的身份。这样的身份，至少可以保证下半生的衣食无忧。这是其他所有制企业高管不能比拟的。
持这种意见的人不仅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世界。且不说1970年代，美国通用汽车的总裁麦克唐纳受聘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现任美国副总统切尼，也曾在公务员和企业高管之间多次转换身份，担任年薪20万美元的副总统，并不影响他担任年薪2000万美元的企业总裁。如此看来，在美国是不提倡企业家的奉献精神的，倒是更强调公务员的奉献精神。这倒值得那些经常把“高薪养廉”放在嘴边，把“为人民服务”抛在脑后的中国学者们好好反思一下了！
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国有企业领导的薪酬也是个复杂问题，但并非没有解决方案，更不应成为拖延改革的借口。
提出上述种种不恰当建议的人，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而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同志，你们的建议没有与时俱进，更谈不上“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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