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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擎／文
当一个老板不愿说话时，没人会当回事；当两个老板不愿说话时，也不会有人奇怪；可是，当从事某个领域的所有老板都不愿意说话时，这多少算得上个事儿！
进入公用事业的民营企业老板们就是这样一群“不愿说话”的人。他们的原则是：
低调、低调、再低调。
民营企业进入公用事业应该算得上是一件光彩的事。按照现在普遍的认识，民营企业进入公用事业是“多赢”。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而民营企业的介入不仅解决了资金问题，还可以为当地的就业做出贡献；公用事业虽然算不上暴利，但是有长期稳定的回报，这在大部分商业领域都已饱和甚至是过剩的状况下，无疑是为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商业机会；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也由于民营企业进入公用事业领域，享受到了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给生活带来的便利。
明明是件好事，可为什么大家偏偏都不愿说话呢？其实，这“不愿”里包含着
一部分“不能”的成分。
公用事业领域有着与一般商品市场完全不同的风险特性。公用事业领域吸引民间投资的基本方式是特许权经营，而这些领域的服务价格本来就控制在市政府手里，政府完全可以在特许权经营协议里以价格规制的方式降低投资回报、压缩投资者的盈利空间。
也就是说，企业要想进入公用事业领域，首先得先需要政府的认可，政府给予企业特许经营权。当企业进入了公用事业后，企业生产出来的公用事业的价格是控制在政府手里的，这意味着，企业是赢是亏，赢多赢少，也都掌控在政府的手里。更重要的是，目前政府的管理更多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届政府答应的事，下届政府可能不认账。于是，进入这个领域的老板们变得小心、小心、再小心。最后干脆不说话，免得惹麻烦。
这当然不是个好现象。因为这并不是心甘情愿的选择，而是有太多“不能”的因素左右着这个选择。既然不是正常现象，就要改变。加强监管就是改变这种现象的一个有效方法。
这个监管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层是指对政府行为的监管。2004年，国家审计署公布的一系列数字和案件，正是对政府行为加强监管的一个具体体现。但是毕竟，一个审计署的监管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指望审计部门能监管到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项目。
而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之中，体制转型中的不确定性，政府官员的任职期限和短期行为，政府更迭，官员食言，都是公用事业民营化的障碍。
只有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法规，让法规来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让法规来监督政府部门的作为，才是对政府真正最强有力的监管。
监管的另一层含义是，加强对公用事业领域的监管。
一个良好的监管框架的形成和监管能力的执行，是公用事业能否得以发起、得以进行和得以完成以及未来的运营中间非常顺畅的一个很重要环节。
而公用事业的监管在中国还是一个崭新的话题。因为在过去的中国公用事业方面，行政权、监管权与国有资产管理经营权是混在一起的。而当民营企业进入公用事业后，现在的监管与过去的监管显然已经不是同一个概念。
如今对公用事业的监管首先必须是依法的，这样才公正，才能兼顾多方利益，不偏不倚。其次，政府职能要进行转变，政府要由过去一个产品的提供者变为现在保障产品提供者。
而在监管中，有两个环节很重要。第一个是准入制度，就是特许经营制，这个行业你准备发几个牌照，这几个牌照用什么的方式可以获得，这个牌照中间的经营期限是多长，然后它的排他性限制是什么样子的，企业的资质要求等等，都要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这样才能避免过多人为的因素搞“猫儿腻”；第二个，是公共服务的价格怎么确定。我们知道，在西方，公共服务的价格是很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监管内容。在中国，价格的制定正在逐渐引入价格听证制度。程序是否公正是第一位的，而价格的高低是第二位的。
只有当各项监管措施都得以落实，进入公用事业的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处于平等地位时，老板们才能够在到底“说不说话”上做出真正自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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