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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有4名外籍人员到黄浦区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外滩一餐饮有限公司无故拖欠他们工资。后经劳动监督人员调查发现，该公司的确存在拖欠32名员工工资，其中就有这4名外籍员工，结果在劳动监察人员的帮助下，该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补发了这32名员工的工资。(上海《青年报》1月24日)
报道这则消息时，媒体用了“四老外找劳动监察帮助讨薪”作全文标题，而被这家
公司拖欠工资的员工有32名，四名老外也只是其中的八分之一，同时全文也没对被拖欠工资的28名中方员工是否投诉作出交代，因此也不知另外的28名中方员工是否是借了这四名老外讨薪的光，在无意中搭上了这次讨薪的便车。但也许这些都不很重要，使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当“老外讨薪”成新闻后，人们似乎更应该关心的是，如此的“老外讨薪”新闻的深层次指向是什么？
对一个正在走向公民社会的环境来说，如果用动态的眼光看，就是要看社会的弱势群体是否得到了公正，以及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公正，也就说，只有当这种公正状态处于不断进步时，人们才能对这种社会状态作出积极的正面评介，且这种变化须是制度性的改进，而不能只是具体数量的累积。因为如果只有简单的量方面的累积，只能说是量上的进步，而不能证明是已有了制度约束功能的进步，因而如果只看为员工要回了多少多少工资，就有可能是要回的工资越多，恰恰也证明了制度在某种程度的失效，甚至于可能还是恶化。尽管这对被讨回工资的员工来说是一件好事，但仍然不应对此有乐观的态度。
而由此推开，具体到多年存在的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虽然多年来各地也都在积极为民工维权，但人们同时也能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这种维权似乎在时间上都集中在年底，有关部门所采用的也大多是运动式追讨的方式。而从社会公正所应有的制度环境看，如此现象的一再出现，是否也在一定程度反证了相关的社会机制进步还太慢？应该说，这不仅是社会要反思的，同时更应是有关部门要深思的社会问题。
所以，有关部门为中外员工讨薪肯定是一件好事，也是其职责所在。但对有关部门来说，是要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更重要的还应从具体的问题中找一下制度原因，因为只有解决了机制成因，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社会拖欠工资现象的发生。因而笔者很想对有关部门说：“老外讨薪”成新闻的指向是什么？
(稿源：红网)
(作者：周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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