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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关于投资体制改革
目前投资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清，对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化投资介入过宽，行政干预过多。习惯于借助预算内投资来调控经济
运行，而不善于通过政府消费来提供公共服务。二是对全社会投资存在重审批、轻服务的倾向。投资审批政出多门，对民间投资缺乏有关行业供求信息和产业发展导向的服务。行业主管部门撤销后，相关行业信息服务尤其欠缺。三是缺乏科学的、有预见性的宏观产业导向。这一轮经济上升期遇到的能源紧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期规划缺乏预见、投资不足而造成的。四是在市场准入方面偏重经济性指标，忽视社会性指标。按投资规模层层划分投资审批权，过分相信对投资项目微观经济效益的行政性审批，而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性指标(主要是环保、安全、质量、能耗、技术和卫生等标准)却长期疏漏。这就既不利于通过市场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又不利于弥补市场缺陷造成的社会代价。
继续改革投资体制，需要考虑以下几点：(1)严格界定政府投资职能和范围，放手发展市场化的民间投资主体。改革投资审批制应当与清理、规范政府投资范围同时进行，以防政府投资职能和范围不适当地扩大，甚至冲击审批制的改革。(2)政府对全社会投资应当依法进行管理，由依赖经济性规制转向加强社会性规制，即淡化对投资规模和经济规模等指标的监管，而强化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的监管。(3)加强对全社会投资的信息服务和政策导向，避免重监管而轻服务的倾向。
关于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财政税收体制还不规范，不利于消除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内在动因。一是公共财政体系不健全，政府用于弥补公共服务领域“职能缺位”的开支仍然不足，而一般经济建设领域开支“越位”过多，经济建设费在财政主要开支中比重仍然最高。二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够清晰合理，各级政府缺乏与本
级公共服务职能及其公共开支相适应的正常财税收入来源，导致地方政府纷纷开辟旁门左道以增加财政收入。三是各级政府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融资的渠道和支出去向不规范、不透明，其中相当多资金直接投入公共服务以外的盈利性投资项目，对投资膨胀和低水平扩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四是现行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和地方税种结构及其分成比例不够合理，地方财政收入缺乏适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主体税种(例如不动产税等)，过于依赖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加之与建设项目挂钩的专项转移支付还占较大比重，这就必然促使地方政府热衷于争建设项目、积极干预地方工商业投资。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可以考虑以下几点：(1)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使各级政府都能有规范而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以满足其正常的公共开支需要。(2)合理调整中央税、地方税以及共享税的税种和分成比例，开征物业税、环保税等新税种，扩大资源税和耕地占用税的征收范围。(3)完善中央和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4)简化财政预算管理层次，推广“省直管县”等改革试点。(5)稳步扩大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权力。
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和自身改革
各级政府都应当着力解决政府在经济发展领域越位过多，而在社会发展领域缺位严重的问题。一是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和对微观事务的直接干预，加大产权保护力度，保证市场机制在更大程度上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二是完善公共政策和宏观调节方式。增加公共产品，改善公共服务，切实把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用于加强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弥补市场缺陷。坚持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节，注重发挥好规划、政策和信息服务的引导作用。坚持和完善科学民主决策制度，避免重大决策失误。三是在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方面，各级政府务必率先垂范，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建设诚信政府，带头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不断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和质量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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