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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283.3亿元，比上年增长13.2%，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北京市统计局负责人称，尽管如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值得注意。据测算，目前北京地区农村收入等落后城市8年，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大，城乡居民享受到的共同服务也有差距。(见1月22日《新京报》)
北京地区农村收入等落后城市8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相信换在其他省区
，农村落后城市的年数会更多，而我们要建立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消除城乡差距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首要任务。我国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其产生原因主要包括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人均公共资源禀赋的差别，承担改革成本的不同，财政政策的“非农化”偏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人均税费承担的差异等。
针对这些原因，我们认为，要解决农村落后于城市的问题，考验着政府的公共政策选择。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是政府用来调控社会利益的基本工具，公共政策制定必须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为根本目标。保护农民权益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着眼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必须是对人的关怀，对公民权利以及社会进步的关怀。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同时也应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应把缩小城乡差距作为基本的政策目标。
目前，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农民权益保障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减免有关税金、制止不正当收费加重农民负担，增加贫困农民的生活补助，以及提供一些必要的社会救助等直接影响农民生活的方面。这些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紧迫的。不过，从较为宏观和长远的角度看，农民权益保障还应该扩展到他们的受教育权、劳动就业权和收入分配权，这些权益既关系农民的根本与长远利益，也与社会公平以及农民基本权利联系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很难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而且，在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优先保障的制度框架下，农民的权益保障也容易被公共政策所忽视。因此，要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必须勇于承担责任，适时调整公共政策取向。把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保障农民的受教育权，推行农民劳动技能培训，保障农民的就业权，实施最低收入标准、保障农民的收入分配权，作为解决城乡差距的优先选择。
应该认识到，城乡差距问题的复杂性单纯依靠农民自身的努力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很难最终解决的。而且解决城乡差距问题也不应停留在农村扶贫的层面上，必须培养农民的自生能力。
由于劳动者素质与权益保护已成为制约农民提高自生能力，脱贫致富以及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政府有必要适时调整公共政策取向，从维护农民的受教育权、劳动就业权与收入分配权入手，通过制度创新与公共政策调整培育农民的自生能力，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城乡差距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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