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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当地时间1月22日上午证实，日前在伊拉克被挟持的8名中国公民已于当天早些时候获释，这个消息让国内同胞紧悬的心得以稍稍放下。在我们为同胞的安全获释感到欣慰和庆幸之余，也有着一丝忧虑。
去年曾作为本报特约撰稿人亲历伊拉克巨变的陈思先生前日称，他曾与这几名被绑架的同胞结识。他提到绑架前，面对伊拉克战争时可能存在的生命危险，这些同胞的态度是
：“如果还不是死的时候，那在哪儿也死不了；否则的话，你就是呆在家里也会出事”。
显然，这些被绑同胞将生死观问题看得有些简单，一个人的生死并没有那么轻描淡写。从大的方面来看，作为国家公民，一个人对于国家负有着一定使命；从小的方面讲，对家庭和亲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应该具备使命意识和公民观念。特别是当个人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之时，就不能再将个人的死简单地列为“个人问题”。
从现代意义上说，公民意识，当然意味着一个人敢于维护自身应有权利，追求个人的成功或幸福，如公民去国外经商、劳务都属此类。
但公民意识同时更要求公民遵守国家的法律规范，按照国家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在境外注意维护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成熟而理性的公民，并不是没有冒险精神，而是他将个人冒险行为与国家利益分隔开来，注意不因为个人冒险而带来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损失。
他会认真分析自己行为对于国家的可能后果，然后才采取必要的行动，甚至取消冒险行动，哪怕是无尽的荣耀与财富在前面等着他。
从8位同胞在伊拉克的冒险行为来看，其基本动机毫无例外是要去“创造财富”，他们认同一种“先吃螃蟹”的财富观，即“我们会生根、发芽、壮大，后来的中国人会发现这里已经是我们的天下”，但他们忽视了眼前危机，这种冒险精神如果仅就财富而言，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面对伊拉克的国内局势的持续动荡，我国外交部出于对国人生命安全的高度负责的态度，早在去年4月份已发布警讯，要求国人尽量避免去伊拉克。因此，此后的任何激进赴伊的行为都应该得到制止而不是鼓励。据有关报道，目前公开、合法的赴伊劳务渠道还没建立，这些被绑人质中多数是工人，基本上通过非法劳务中介去伊拉克。如果说这也是“冒险”的话，其实是基于不遵从国家法律要求，或者是被拐骗而非法入境他国的冒险。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化，8个人质的生死问题已经演变成为国际事件，成为关乎国家在伊拉克外交成败的一件大事。个人因其冒险的求财动机变为人质事件，成为牵动整个国人的神经、牵动国家外交行为的重大事件，这一教训以后无疑应该汲取。
国家是公民安全的庇护所，国家对于公民的庇护责任是不应有区别的，就算公民犯了错误或违反法律，国家的帮助与关怀同样应该惠及这些公民。不过，国家对参与非法劳务公民的救援，绝不是出于对他们行为的肯定，这是两个问题，应该区别看待。
所以，对那些不遵守国家法律和要求的赴伊公民来说，他们有必要反思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政府和社会也有必要同时反省，如何加强对非法劳务的打击，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当然，促使这些被绑公民冒险赴伊背后的贫困问题，也不能被这次事件遮蔽起来，同样亦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否则，这样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不过，这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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