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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
最近有报道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在投入600万元、发放30万份问卷的抽样调查基础上，经过诸多数据分析得出了一个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最新结论——家庭年收入“6万元～50万元”。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到45％。幸福来得很突然，一不小心许多中国人都成了“中产阶层”。于是，国家统计局很快出来
澄清，称国家统计局未公布过这一数据，在正规的统计口径中也没有“中产阶层收入”这一项目。抛开有关数据的争论与表白，笔者要谈的是另一个问题，中国对中产阶层的塑造，更重在质量。
几年前，笔者曾经对法国贫富分化进行调查，感触最深的是法国中产阶层拥有的不仅是稳定社会的财富，还有良好的教育、自由的意志以及普遍的社会关怀。他们成为社会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并不是因为口袋里的钱财。现在国内许多人将中等收入直接等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无疑是个误区。因为它忽视了中产阶层最重要的精神内涵，即“一定的知识资本与社会关怀”。
如果有人在“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之间画等号，就等于对中产阶层“去精神化”、“去知识化”，使中产阶层沦落为一种拜物教。倘使这个等式成立，那么吾国吾民现在就可以只管致富，而不必再讨论受教育与教育是否平等等诸多问题。这无疑是件危险的事情。有学者断言，20世纪(不妨引申到中国的21世纪)与十九世纪的最大差别，就是教育机会上的差异。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法国晚近历史上找到证据：1968年席卷全国的五月革命便是由于学生对教育的不满所引发的。此前十年间，法国学生从十七万暴增到六十万，而教育的空间与设施完全无法跟进。这次“五月革命”，被世人称为绝无仅有的“玫瑰革命”，因为革命不再只是为了面包而是为了活得更好，既为爱自由、爱平等，也为爱智慧。如果我们尊重这段历史并引以为戒，我们就应该看到这次“玫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许多“中等收入群体”为争取成为真正的“中产阶层”的一次精神转向。
大家寄望中产阶层的壮大是因为它对社会稳定所起的促进作用，并将此视为一个国家是否形成橄榄形社会的重要指标。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中产阶层的知识性与社会关怀？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有一大片树林，我是说，很大的那种。林子里面住了很多动物。每只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地(我们可以将此视为财产权的一种象征)。为了防火，动物们决定在林子中间砍掉一大片树木(同样很大，但绝没有林子大)作为中间地带，并向中间地带移居了不少优秀的动物。这个道理很浅显，懂得防火常识的人都知道，由于燃烧面积较大，当小规模救火措施已无济于事时，为设法阻止火势蔓延，在大火烧到之前，人们会除去草木等可燃物，开出一条防火隔离带，使火烧到这里后，因没有能着的东西而自动熄灭。
我们秉着最善良的愿望，相信这条防火带不会自己着火，因为“它的可燃物被移除了”，就像中产阶层告别了贫穷，不会因为饿肚子去找扁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防火带并不能防止林子别处着火。当别处火情危急时，势必会有许多被火烧赶的动物跑到中间地带来避难，分享或占有原住动物的领地。也就是说，当森林其他地方着火时，原来不着火的林间空地的安宁与自治将被逐渐打破。林间空地的原住居民还需面对下面一个危险的假设：如果其中有些动物因为身上毛多，跑到林间空地时带来了火种，怎么办？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长毛动物都有。
如同海德格尔将开放性真理的终极视为“林中空地”，那是自由无蔽的敞开。在笔者看来，从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说，住在林中空地的动物们，应该将目光向整个森林敞开。当森林里有一点烟火，立刻会为所有动物所共知。读者诸君如果理解我写在上面的寓言，就知道，这种关怀不是关怀树木，而是考虑到动物自己所处的危险。这个危险建立在另一个常识之上，只要达到一定温度，一切动物都是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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