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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洪/文
●相信对于国内的大多数人来说，眼下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中产”的标准，以及我们是否与国际接轨，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简便、省力地判断入口的食品是否安全，否则，“中产”了，又有什么意义？
“你中产了吗？”也许过不了多久，朋友之间见面，脱口而出的会是这样一句话。
许多年来，我们对“中产阶层”的想象以及中产阶层与国际接轨的渴望一直锲而不舍。本周，那条“我国中产阶层数字化界定：年收入6万元以上”的新闻，让想象中的“中产阶层”终于有了一个模糊的数字化形象。
但“中产阶层”是否就因此离我们近了一些？我们是否在“中产阶层”上就与国际社会接了轨？恐怕未必。
据报道，按照目前情况科学推算出来的家庭年收入为6万元—50万元的“中产阶层”判断标准，到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到45％。那就是说，即便要形成单纯的、经济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我们还要等上15年；而在这15年里，这个经济标准是否就可以恒定不变？15年后的6万元的购买力，能否等同于今天的6万元？并且，以当今社会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区域人群的贫富悬殊来看，这45％中产人群的分布是否均衡也值得怀疑。
另一个遥远的距离并不来自经济指标的高低，而在于“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及其思想状态。那篇关于我国“中产阶层”数字化标准界定的新闻也披露说，在社会学者和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更广泛意义上的“中产”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状态而不是经济状态，或者说，不仅仅是经济状态。地位声望、教养职业、经济收入、社会交往，这些统统都是不能回避的指标。这一“状态”的形成，恐怕不是可以随便数字化的，更不可能拔苗助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产”的背后需要许多经济、社会发展的铺垫，“中产”标准与国际接轨，恐怕得先让这个概念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具体发展指标上与国际接轨，有了这一些的铺垫，“中产阶层”的出现才能水到渠成。
我们往往急于在类似“中产”这样不着边际的事务上高喊“与国际接轨”的口号，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技术标准等诸多方面却进展缓慢。比如房地产市场，我们的“豪宅”价格早已向伦敦、纽约看齐，但在住宅投资、销售运作上，则强调中国特色；比如城市建设，我们强调的是，要接轨国际大都市的规模尺度，却在人性化设施等城市细节处理及管理规范上，看不见他人可资借鉴的经验。
“国际接轨”绝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技术活。本周，就仅仅因为食品包装标识与国际标准的差异，差点酿成国际政治事件。1月16日，境外媒体所谓“中国向印尼提供‘过期’救灾食品”事件尘埃落定，印尼的官方和民间终于弄清楚，所谓“过期”，不过是中国食品包装标识与其他国家有差异———我们一向是在食品外包装上表明生产日期和食用期限，而在印尼，则标明食品过期时间和安全食用期限；我们很少在牛肉、鱼肉等清真食品上标明“清真”标志，但印尼的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
误解的产生虽不能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其中挑拨离间，但我们是否亦要反思自身在食品包装标识上的不足。我们有许多次寻找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经历，保质期是语焉不详的一年或者18个月，更要在外包装不显眼处找到那个模糊的生产日期，才能换算、判断出该食品的可食用期。而一般的小店里的简装食品，往往会将模糊的生产日期省略掉，让人无从把握。
相信对于国内的大多数人来说，眼下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中产”的标准，以及我们是否与国际接轨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简便、省力地判断入口的食品是否安全，否则，“中产”了又有什么意义？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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