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社会科学院 王泠一
进入新年以后，有关2004年良好发展业绩的各类统计成果纷纷摆上了我的案头。按照以往的工作习惯，我正准备对2005年上海及第6城市群区域的宏观形势作一番预测，却接到经济学家左学金教授的电话，建议我去参加由上海社科院经济所主办的“转型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还告诉我，出席这次会议的专家除了有来自
北京、福建、江苏、贵州等代表性地区的顶级学者外，还有哈佛大学的TonnySaich教授，世界银行驻华高级经济学家黄佩华教授等国际知名人士，他们都十分关注转型中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问题。
我欣然赴约，聆听了15日、16日为期两天的实证分析和学术讨论，内容涉及到农民增收、城乡差距、收入不平等、不平等的国际比较以及全球化与反贫困等多项议题。这次有130余位中外学者出席的学术活动，也是我今年参加的首次国际研讨会。这也让我明显地感觉到，国际学术界和各类思想库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惊讶和赞叹上，而已开始把观察的触角伸向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非经济因素了。这种关注及其成果，或许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理解。
这次会议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厦门大学的胡培兆教授。他以前还担任过这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职务，其演讲的题目就是《我的经济理论观：只问贫不问富》。他说，中国人口多，是非麻烦似乎也就多。中国不论贫与富，都特别引人关注，国内国外都有分说。过去有人为中国前途担忧，说中国人多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但现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思想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普及强烈，对“不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容忍，而与此同时，带有平均主义思想倾向的均富心态又很难在市场经济的新基点上重新平衡。所以，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再停留在“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观念上，而是普遍存在“既患贫更患不均”的心理，要富大家富，对差别缺乏耐心。具体表现在，改革开放前大家对共同贫困有意见，改革开放后对贫富不均更有意见。那么，面对这种现实中无法绕开的情结该怎么办呢？胡培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在不搞“杀富济贫”的当今中国，一般性地讲贫富差别已同样没有多大意义，有实际意义的是如何做好那些处于绝对贫困的穷人的经济工作。他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之前一定有穷人，但不能有饿夫冻妇。那么，现在中国城乡处于绝对贫困的穷人有多少呢？他提供的数字是5000万人左右，其中农村2800万，城镇2200多万。但有贫困人口是正常的，就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现在还有1200万户3000万人需要靠救济过日子。因此，要制定以人为本的济贫法，把济贫工作纳入法制管理，有理有法，有条有款地规定解决办法、程度、责任和义务等。同时，要规定贫困线和济贫的基本保障内容，如保障成年人的温饱和未成年人9年义务教育等。
赞同胡培兆教授观点的学者有不少，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兴教授也指出：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中国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以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理由不做得更好。这套再分配机制至少应该救助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补偿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除此以外，它还应为大多数人提供收入保障，使之不会因失业、患病、年迈而陷入贫困。我也赞成这种观点，并为这种理想所感动。而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收获确实很多，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和读者们暂且聊到这里。今后有机会，我将与读者们进一步探讨。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1月21日 第十版)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