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征农业税终结农民顾虑

　　免征农业税终结农民顾虑

　　农民收入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全社会重视过。然而，不论是重庆市政府每年投入巨额资金推进的“百万农民大转移”，还是其试图全面推广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乃至它直接充任产业纽带引进龙头企业建立的农业园区——凡此种种，几乎每一个以农民为帮助主体的政府投资计划，实施起来都不是十分顺利。

　　纵观本报连续几期有关农业产业化的报道，可以发现，推进这些计划所面临的阻力不是并非来自别人，竟然主要来自农民自己。

　　农民为什么不合作？难道他们自己不愿意摆脱贫穷，走上小康之路？

　　显然不是。

　　上期本报报道了两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一个是奉节的脐橙，一个是合川的葛根，前者有大量的生产能力，农户虽然多收了三五吨，但因为商品化处理水平差，市场链条断裂，日子过得反而比以往艰难；后者供不应求，但产量非常有限，虽然原材料价格节节攀升，对农户并没有多大吸引力，最终面临退市危机。

　　其实，这些脐橙、葛根的生产者是和龙头企业签了供销合同的，应该不会脱节，但脐橙价格的大跌和葛根的退市危机，证明了在情况稍稍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些合同就失去了效力。

　　农民在曾经给予了他们无穷希望的合同面前，在龙头企业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除了怨天尤人，无计可施。

　　归根到底，是这些合同的本身，存在着地地道道的不平等。

　　之所以出现这种明显的“不平等条约”，固然由于龙头企业的强大，但另一方面也在于农民自身的弱小。让差异显著的一强一弱走到一起，并能签订出什么平等的条约出来，打死笔者也不相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就是榨干供货方的利润，比如著名的沃尔玛，总是使供货方永远处于一种赚钱和不赚钱之间的状态，对自己若即若离。事实证明，越是势力强大的企业，越在这方面表现得出色。

　　显然，龙头企业的地位无法降低，剩下的，就是如何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了。

　　农民的弱势除了家庭经营规模方面的原因外，还在于家庭经营的分散性。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惟一的途径就是让农民通过合作的方式联合起来，增强讨价还价的地位，提高组织化程度，降低交易费用，克服生产经营中的盲目性，形成足以与龙头企业想抗衡的基本力量。

　　但说农民不合作，又错了。奉节脐橙有“奉节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指导小组”、合川葛根有“合川葛产业联合社”，难道是这些合作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是的，所谓的专业协会大都是在政府官员的指导下搞起来的，不管是对内生产，还是对外贸易，多以政府的名义进行，但政府究竟能代表哪方利益呢？它不可能完全舍弃龙头企业，只关照我们的农民兄弟。

　　难道农民不会组建完全原汁原味的农民合作协会吗？

　　是的，农民是有强烈的合作要求和愿望，但缺乏相应的经验和能力；政策上虽有重视但没有必要的法律支持。试想，一个没有法律地位的农民协会跑到外面去，会得到城里客商的认可吗？

　　农民很难自主捆绑到一起来合作，但总归可以对“百万农民大转移”，“农村合作医疗”等这些对自己百利而无一害的项目持“合作”态度吧。

　　事实不然，农民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国家的农村政策，其实就是城市的农村政策，比如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铺天盖地的投资热潮，哪一样不是建立在损害部分农民的利益基础之上？

　　久而久之，他们很难相信天上会掉下来馅饼，也很难相信远在城里的政策制订者、权力掌握者会真正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们在各种利好政策面前直打鼓：不会又是一个圈套吧？

　　但农民的这个顾虑很快就会被彻底打消，今年重庆市免征亘古至今的农业税，这下就不管农民合作不合作，反正馅饼真的从天上掉下来了。

　　免征农业税的推行，看来免掉的不仅是全市农民一年5.89亿元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打消了农民骨子里那种不合作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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