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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瑞
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近日被四川省检察院批准逮捕。据悉，李达昌涉嫌犯了滥用职权罪，任职期间曾违规挪用1亿元专项财政拨款，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李达昌成为新年第一位案发落马的前高官。(《每日经济新闻》1月18日)
当日媒体还透露，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涉案资金近亿元，将在春节前被提起公诉。(《新京报》1月18日)
前一段媒体曾报道，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伙同他人动用两亿多元公款到澳门赌博，共输掉1亿多元。
3个涉案巨额公款的案子，令人触目惊心，也发人深省。李达昌早些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硕士学位，曾在西南财大任教。1984年从政，一直干到副省长高位，且当了7年副省长。2003年，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李从副省长位子退了下来，回到西南财大当教授、博士生导师。按说，李达昌是位颇具学养的领导干部，但还是没法抵御权力魔杖的诱惑，走上了犯罪道路。
这3个案子，所涉巨额公款的行为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官员都有动用上亿元公款的权力。否则，不至于给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他们也不至于犯下严重罪行。
国家官员动辄使公共资产损失百千万元、上亿元，这样的案例在世界各国少见。一些富国官员手中管的钱虽然巨大，动用的权力却极小，这一点恐怕他们是很羡慕中国官员的。笔者曾读过一篇国内记者到外国考察的报道，那位记者被邀请参加某发达国家一座城市议会的周例会旁听，他发现市长在会上向议员们汇报的9项工作中，有的仅涉及1000美元的开支，却必须得到议会的审议；如果议会不批准，市长连花这1000美元的权力都没有。这样的官员就是再坏，想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所拥有的权力受到了有效平抑。
一些发达国家的官员，并非都来自“君子国”。恰恰相反，社会管理机制把这些人都看成俗人、无赖，因为他们拥有的方便，很容易诱使官员变为无赖。因此，这些官员的“君子”表现，与其说是自身道德定力的作用，不如说是客观机制所迫。一次，某国政府官员接待我国一个40多位厅级官员组成的考察团，每天招待考察团的都是大众西式自助餐，咱们的官员不少人是“酒精考验的干部”，受不了这样的“冷遇”，要求改善，对方官员却说，这些待遇已被确定，接待费已打入个人信用卡，多开支就要个人掏腰包。
限制官员权力，是对官员的最大爱护。一些发达国家的官员“位高权轻”，能够保持良好的做官行为，“犯个错误都不容易”，从而使官位更稳，保证更多的官员能有稳定收入，坦然过着体面的日子。保证更多的官员不“吃牢饭”、“丢差事”，不就是对官员的最大爱护吗？
反观上述几位涉案巨额公款的高官落马，虽说都同个人道德定力不强有关，但根本上，还是被他们手中拥有的无限膨胀的权力所害。如果社会机制能够有效限制他们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他们的罪过或许不会这么大。有的地方搞反腐倡廉，总是把点子想到“小眼睛盯大眼睛”、“夫妻同上反贪课”之类活动上，其实这类活动，不可能有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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