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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劲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6万元至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在我国，“中产”首次得到了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见1月19日华夏时报）
先不说以6万元为起点的结论，是否准确、公信，单从使用数字化界定中国中产阶层的做法来看，这不仅是一次极其奢侈的统计，而且也毫无意义。
来自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这次抽样调查历时4个多月，发放问卷30万份，回收有效问卷263584份。据相关人员透露，完成这项调查最低人工费用支出600万元。平均算下来，完成一份有效问卷，成本需要20多元。假如用同样的调查成本，去关注其他的社会阶层，比如与“中产”相对应的“无产”的概念，了解农村的失地农民或城市失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况，肯定比关注所谓的“中产”更具有实际意义，对公共政策更有帮助。
自十六大报告中出现“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提法后，“中产阶层”、“中间阶层”、“中间层”等概念突然间时髦起来，但是，究竟“中产”是个什么概念，很少有人说得清。为此，在对概念纠缠不清的时候，统计部门不惜花费巨资搞一份调查报告，使用数字化的家庭收入标准提出相对精确的界定，表面看也有一定意义。但是，细说起来这是非常荒唐的。在国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政府的统计机构出面搞过类似的调查，列出什么数字化的界定标准。
“中产阶层”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这个概念，不仅是一种经济范畴的表述，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发明者是美国人伯恩施坦。他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北美脑力劳动者增多的情况，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分析的那样，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而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扩大，中等收入的人增加了。他推出这个结论的目的意在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正在趋于缓和。此后，不断有西方学者频繁使用这个概念进行社会的政治分析，也有许多人对“中产”概念提出不同意见，但是最后都在“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倾向是社会稳定及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
在西方国家，确定是不是“中产”，关键看是否具有“共同的身份如同”。认为自己属于“中产”者，不光看收入，关键是其社会政治态度必须是“趋向温和的改良主义和道德的相对主义”，一般不会支持通过暴力、造反等极端的、激进的政治运动改变社会状况，主张民主参与的渐进的改革方式，对新生事物持有开放的、宽容的、相对主义的态度。为此，美国的社会机构，调查中产的方法就非常简单，以被调查者的主观认同来判断。
可见，国外的“中产”概念，是用来做社会政治分析使用的术语，不是用来进行数字标准界定的。这个概念引进中国，在学术界出现喧哗和炒作，可以理解，但是，政府的统计机构也参和进来，一无必要，二不对题，三不讨好。600万的调查成本也不是小数字。几天前，国务院扶贫办的官员透露，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是以“人均年收入在637元以下”为标准界定的，不搞这次“中产”调查，可以惠及100万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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