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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产权的本质是一种稳定的预期。人无恒产无恒心，所谓的小煤窑都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开工的短期行为。重产量轻安全是短期产权下，投资人行为最大化的选择。
撰稿／魏 睿
2005年元旦，温家宝总理飞赴铜川。当晚召开了有地方领导、矿区负责人和专家参加的座谈会，研究如何加强煤矿安全工作问题。总理含泪与遇难者家属握手的那一幕令人难以忘记。此前2004年11月28日，陕西省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是44年来我国煤炭行业最大的一起安全事故。据悉，2004年1至11月份，全国累计发生煤矿死亡事故3413起，死亡5286人。上半年全国煤矿发生事故1736起，死亡2644人。平均每生产百万吨煤炭，就有近3名矿工遇难。
矿难不断意味着这个行业依然有劳动力前仆后继，而在就业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却发生了民工荒，这两种现象如何解释呢？
北大的邢春冰博士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假设。大意是：近年来，国内外煤炭市场上煤炭价格不断上涨，如何提高产量成了矿主们最关注的问题。煤矿生产的安全性被忽视了，致使煤矿事故频发。为此，政府关闭了很多非法的、不安全的、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政府关停并转小煤窑的措施减少了煤炭市场雇主的数量，强化了雇主的垄断地位，也客观上减少了矿工的就业选择。
我再画蛇添足地补充三点。煤炭行业的就业机会少：煤炭属于重化工行业，要投资煤炭开采，必须得到政府和煤炭主管公司的批准。加上自然资源的限制，行业能够容纳的企业比较少，雇主处于相对垄断地位。矿工的选择面窄，谈判地位弱，危险的代价也就不那么高了，因为回去种地的收益更低。相比之下，制造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要低得多，参与竞争的企业也多得多。因此，制造业的民工可以有较多选择。
矿难是企业短期行为的结果：由于一些原因，煤矿企业的产权不易界定。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产权的本质是一种稳定的预期。人无恒产无恒心，所谓的小煤窑都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开工的短期行为。重产量轻安全是短期产权下，投资人行为最大化的选择。如果把产权延长到30年或50年，就可以解决煤矿企业的责任的问题。
世界对中国陡然增加的需求给制造业民工带来了更多机会：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使得外商在美投资变贵，一部分投资需求转移到中国。外商投资锐减导致美国人收入的下降，于是纷纷选择了相对便宜的中国商品。另一方面，美元贬值，与其挂钩的人民币也跟着贬值，中国的商品更加便宜，需求量继续增大。有相当一部分外资选择了投资中国西部。
伴随着汹涌的外需一起登陆中国的，是制造业市场庞大的劳力需求。新增加的就业机会为内陆的民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外需拉动了中国的制造业，其发展势头犹如从山顶倾泻而下的瀑布，压得上游能源供给透不过气，电荒、油荒一下子接踵而来。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普遍出现了大面积的缺电现象。缺电无疑影响工厂正常开工。对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来讲，不能开工就没有收入，而房租、水电费等日常费用仍在发生着，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明显上升。相比之下，留在内地自然成了民工们的最大化选择，也因此引发了“民工荒”。
矿工之所以愿冒生命危险下矿挖煤，是因为煤炭行业的雇主处于相对垄断地位，他们处于弱势，没有更好的选择。政府规制煤窑，客观上又减少了他们的选择。加之煤炭企业的产权不明晰，业主多为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安全，致使矿难不断，矿工处境悲惨。制造业的市场主体比煤炭市场多，加之世界需求迁徙所带来的就业机会，他们有了比以前更多的选择。
看来企业的数量与民工的福利息息相关。在局限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煤炭行业如何增加企业数量对政府的行政能力是一种挑战。打破煤炭行业的垄断是不是一条出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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