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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洪
政府管理者对“中储棉”也有两种期待，一方面，期望它能对棉花市场行使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另一方面，则期望它能降低成本，自负盈亏。“中储棉”的双重属性，使得它在决策时没有一个长效的目标，而取决于自身的短期利益。加之社会对这类企业的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其决策的随意性与逐利性自然也不可避免
尽管有“中航油事件”在先，但读到“中储棉”因炒棉失误而出现巨额亏损的消息，还是吃惊不小———“中储棉”不但是投机，更学会做“庄”了。可惜的是，这“庄”没做好，把自己给绕了进去。
从报道来看，比之“中航油”，“中储棉”在投机炒卖上的疯狂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家着手宏观调控、平抑市场棉价之时，这一承担着国家棉花储备战略任务的企业，非但没有履行稳定棉花市场之职责，反而加入“炒棉大军”：一方面将大量棉花捂在手里，待价而沽；一方面将部分棉花销售给作为中间商的各地省级棉麻公司，帮其层层加价。
做“炒棉庄”，“中储棉”应该是有“资格”的。这一注册资金达10亿元的政策性公司，无论是从其资金实力、收购渠道、进口配额的占有，还是国家财力支撑的背景，都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有着能够影响棉花价格的力量。这一次，它在关键时候的囤积居奇不就推动了纽约期货市场棉花价格连续拉出几个涨停板吗？不过，作为一个政策性公司，国家给予其政策优惠，助其打造市场优势，并不是用于市场投机谋利，更不是用来做炒买炒卖的投机庄，而是希望它能起到平衡作用，以市场的手段，代行政府宏观调控之效。
但是，事与愿违。是什么导致“中储棉”有令不行，使之行事与角色错位？
要搞清楚这一问题，首先得弄清“中储棉”的市场属性。媒体的报道中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即“中储棉”在介入炒棉之初，强调自己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而在炒棉亏损之后，则强调自己是政策性公司，要求政府“接盘”。事实上，政府管理者对“中储棉”也有两种期待，一方面，期望它能对棉花市场行使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另一方面，则期望它能降低成本，自负盈亏。“中储棉”的双重属性，使得它在决策时没有一个长效的目标，而取决于自身的短期利益。加之社会对这类企业的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其决策的随意性与逐利性自然也不可避免。
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渐渐退出市场前台，转而走到幕后，但是，类似“中储棉”这一类介于所谓“二政府”与“企业”形态之间的特殊企业，目前在市场上还不少。在民营经济大发展、中小企业竞生的时代，这些实力雄厚、有政府背景的特殊企业，在市场上的角色需要有明确界定，否则，这类披着企业“外衣”、借行政之力行市场垄断之实的机构，一着不慎，对市场所造成的危害，更有甚于行政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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