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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统一问题，是近期一大新闻热点。对税率统一的大原则，各方并无异议；但对统一的时间表，各方看法仍有相当距离。简单地说，就是一方要“急统”，认为统一税率迫在眉睫，不能再拖；另一方坚持“缓统”，认为统一税率会减少外商投资，建议有一个“5到10年的缓冲期”。
在“急统”一方看来，“统一”不是什么空穴来风。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
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颁布，从那时起，关于所得税税率“统一”、“并轨”的论证即已开始。中国加入WTO之后，财政部、国税总局官员多次表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实施在望”。但也一直只是在——“望”。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失望地说：“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
而在“缓统”一方看来，建立一个税率并轨的过渡期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力度，也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否则，在周边国家如印度、越南最近相继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的背景下，立即“统一”，就会影响外商的积极性。
毫无疑问，外商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8941家，合同外资金额10966.0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01亿美元。除了丰沛的资金，外资企业还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的技术和管理，从而大大加快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的速度与程度。
然而，需要明白的是，外资并不是“活雷锋”，资本流向遵从的是收益定律。20多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像中国这样一直保持稳定政局、拥有庞大国内市场、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劳动力勤奋而廉价、政策比较优惠，因而对外资极具吸引力的国度是罕遇的。中国不仅是外资逐利的乐土，在客观上也帮助许多跨国公司实现了全球供应链的优化，帮助许多中小型外资完成了资本积累和升级换代。
有了上述比较，对于外资就应有一颗平常心。对外开放是中国的长期国策，为外资提供好的投资环境也是长期的任务。但什么是好的投资环境？在我们看来，良好的投资环境应该是一组综合指标，包括社会稳定、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各种要素市场发育良好、人力资源供应充分、硬件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备等，而最根本的，是要有一个统一、公平、透明的法治体系。透明、高效、公正的法治体系是对所有投资者的持久保障，也是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环境比较时最重要的指标。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在引进外资方面，中国应该尽快告别对“优惠政策驱动”的路径依赖。优惠政策只是整体投资环境中的一个因子，在早期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前景还不明确时，它的供给能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其正向作用日渐递减，负面作用越来越大。为了优惠，各地竞相杀价，出台种种畸形的政策(如超低价出让土地、随意减免税收、给予财政补偿)；政策驱动，部门意志，长官许诺，在经济行为中掺杂了太多的人为因素，虽有一时政绩，但后遗症十分严重；最后，优惠政策的另一面就是歧视政策、不平等政策，这既使内资企业愤愤不平，也有损外资企业在竞争中的形象。
客观地说，不少外企对于内外资所得税率并轨是认同的，早有准备的。但是，不少中国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对他们过分的热忱和轻易的许诺，反而使他们对税率并轨迫切性的认识变得含糊，并加强了“能拖就拖”的心理预期。在一些地方，有的外商甚至说：“给我们的政策，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
我们期待内外资所得税的统一要坚定不移地尽快推动，不是因为“今天阔了”，所以要“变脸”。相反，我们认为，税率统一后，对中国的引进外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依靠综合的环境竞争力，依靠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依靠对世贸规则的严格遵循(包括更多领域的开放)，依靠透明公正的法治化体系(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障体系)，这都是对我们更高的挑战，亦是对投资者持久稳定预期的真正保证。
而对外资来说，所得税并轨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借此机会调整一下心态，更深切地了解中国的政情、企业要求和社会心理的变化，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外资企业的吁求应该在更开阔和持久的方向展开，而不是谋求“超国民待遇”的优惠，哪怕只是三年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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