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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George J. Gilboy 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委员 Eric Heginbotham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拉美化？》。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农村的危机是否正在向城市转移。而这个转移的过程是与近年来发生的大规模圈地运动、快速的城市化和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直接相关的。按照长期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陆学艺先生的说法：“中国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你的粮食却不要你的人，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而齐建国研究员的分析则是：“现
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像是两个体制的东西，完全不能沟通，社会学上把它叫做二元经济。以前农民还可以守着土地，居民守着城市相安无事，现在的问题是，当城市化把农民的土地剥夺了，却不要农民，农民就成了游离的人，对城市的怨恨开始产生，这就很容易造成社会问题。”
这些信息启示我们需要对近年来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以及由此体现的城市化过程进行认真的反思。
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和城乡关系的学者中，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中国农村问题只有放到城乡关系特别是城市化的背景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没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从而大幅度地减少农民的数量，中国的农村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这无疑是对的。从世界各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大体也是这样的规律。而只有农村的人口减少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过程的具体制度和结构背景是什么，以及这些具体的制度结构背景产生的实际结果是什么？
这个背景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之后，过去由种种行政性制度安排造成的二元结构(我称之为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开始出现松动，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入城市。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三元结构，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到城市打工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城市的居民、农村的居民和流动到城市中的农民工构成的三元结构。这个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从一个方面反应出二元结构的变动，说明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出现了新的因素。但这个概念也容易给人误解，仿佛这些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正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半路途中，换句话来说，就是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一种“过渡形态”。
然而，这样一种理解是有问题的。在2004年，我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民工荒”，这种现象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弄明白，这些流动的打工者在社会结构中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这次民工荒的发生，不外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打工者的收入低、生活费用却在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税费减免、国家对粮食种植的补贴以及粮食和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务农的收入有了提高。根据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去年1-9月份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年份。这样的增长幅度无疑是很大的。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又会发现，这种增长的绝对数是很小的，平均每个农村人口全年不过300元左右，每个月大约20多元。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数量，却成为造成“民工荒”的一个原因，成为使得流动打工者从城市回到农村的砝码。这说明，如果说这些流动的打工者是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路上的话，他们也是走了非常小的一步。与其说他们的流动打工生涯是城市化的“过渡形态”，不如说他们仍然是临时到城市打工挣钱的农村人。这样的理解对于预测我国城市化的前景、社会结构演变的前景和以及流动打工者的未来，都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流动的打工者不能在城市定居下来？我们过去更多强调的是户籍以及其他的制度因素。但实际上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目前有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不同的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3倍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典型个案研究的数据大约是4.5倍。而一些专家计算的结果，如果将福利等因素加上，大约是6倍左右。现在世界上城乡差距排在第二位的是莫桑比克，是3倍。所以可以说城乡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而这个城乡差距复制到城市中，就是二元劳动力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人与流动到城市中的农村人，实际上是从属于两个非常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这两个劳动力市场仅就工资而言，就有着巨大的差距。作为流动人口的打工者在专门属于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收入，虽然对于其农村的生活来说是可观的，但对于以相当于农村人均6倍收入为基础的城市生活来说，流动打工者的收入无论如何是无法支付其一家大小的生活费用的。
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最初也许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即是以种种的制度性排斥为基础的。但演变到今天，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因素在起作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劳资关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手段的缺乏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但除此之外，更应当注意到目前我国特有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中，至少有三个因素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虚拟资本因素。有研究表明，现在整个世界上，虚拟资本和实际资本的比重是5?1，在中国是1?1。虚拟资本开始成为积聚财富的重要形式。一次资本运作的收益，可能抵得上几万工人一年的收入；第二个因素是高科技。高科技所形成的垄断价格，使得低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微乎其微；第三是跨国公司的鸡肋式订单。这种订单使得制造业企业往往只能用压低工资等方式才能赚得微薄的利润。由此可见，目前阻碍农民真正进入城市的因素已经变得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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