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海外战略的逻辑分析

　　最近，本报报道了美国康菲公司成功发现并投资了目前中国海上最大的油田——蓬莱19-3油田，之后我们收到众多读者充满质疑的询问：我们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收购油田资源，为什么自己的油田却要交给别人来开采呢？这看上去很矛盾，实际上却有内在的理由。

　　这样的提问可能出自于并不了解这一行业的人们，但它的确反映出一个真实的问题：关于当前中国石油海外战略是否合适的争执正趋向激烈。

　　争执的主要焦点有三：首先，中国目前推行的海外收购战略是否为最佳选择；其次，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收购行为能否平衡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双重需要；最后，花巨额资金收购海外油田的同时，将众多国内石油的开采权出让给外资是否合理。如果没有海外战略的实施，后两个问题就不存在。

　　对于中国海外战略的责难一向都存在。一种主要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石油公司所付出的海外收购成本溢价过高，并且多数为规模偏小的油田，这对于应付未来中国庞大的石油进口需求起不到关键作用。如果将上述收购资金用于现货采购将更为有利。这种观点极具说服力，甚至中海油前任首席财务官邱子磊也说过：“石油是可以通过交换得到的，它并不一定要标上中国国旗。”

　　仅仅从商业逻辑出发，我们就不赞同这样的评述，因为我们认为海外战略的实施从长期来看非常划算，它的最大好处是成本最优，未来必然出现的长久溢价，现在被多数人忽视了，当然也就得出了错误的计算。我们可以看看日本，为了争夺俄罗斯的远东石油管道，他们提出从无偿巨额贷款到其他投资的种种承诺，如果目前的战略进一步发展，其未来需要支出的溢价将远远小于一直采用保守选择的国家。

　　当然，国家战略绝不仅仅是商业逻辑所能完全解释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特殊身份同样决定了其不能将至关重要的能源供给依附于某一个国家，只有和美国结成联盟的日本才愿意放心地选择该途径。另外，石油资源的有限性也决定了我们的海外战略必须处于一种紧迫状态。

　　中国选择最大限度地通过三大石油公司执行国家石油战略的途径，同样也导致了外界对于其海外收购行为能否做到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双重统一的质疑。很多难以避免的看法是，中国石油公司在凭借国内政策的垄断获取高额利润后，财大气粗，很可能忽视成本以赚取业绩，争取更多的协议来保证管理层的政治表现。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但它也不能成为否定目前途径选择的理由。应当看到，目前中国所选择的战略途径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可调整余地。中国的石油公司现在正打算由上市公司主导海外战略的实施方案，这是避免道德风险扩大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此之前，以战略或者政治意义为主导的油田收购是由母公司承担的，这些收购项目的资产质量的确较差。今后我们会看到，通过资本市场的公开监督来保证战略选择在实施过程中不变形，即必须保证国家战略意图主要由市场化方式实施，这其中最大的作用是保证收购成本的最优性，不至于令溢价数额难以控制。

　　现在，也许可以这样来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在收购海外油田的同时却将众多国内石油的开采权出让给外资？

　　对于蓬莱19-3油田来说，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勘探合同是于1994年签订的，也就是说，康菲公司足足花了五年的时间并且承担了所有勘探风险才取得了今天的回报。

　　当然，1994年并不是重点。即使在现在，中海油依然每年拿出数十个项目进行招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海外战略已经确定，而且它的实施还相当紧迫，它关系到未来中国能源安全的全球布局。显然，中海油必须把主要的资金用于长远战略的需要。

　　除了钱的问题，还有一个承受风险的能力问题。来自全球知名的能源咨询公司Wood Mackenzie的研究报告足以证明勘探风险有多大：全球前10大石油集团去年在勘探方面花费了共约80亿美元，但这只不过导致了净现值略低于40亿美元的商业发现。过去三年间的勘探所增加的价值远低于1996至2000年的平均水平。

　　如果再进一步解释的话，人们还应当清楚地了解中国石油公司的生产能力对自身决策的限制。对于中海油这个历史不长的公司来说，提高深海勘探的概率至国际水平非常困难，完全自我勘探和开采更要面临巨大的商业风险，其目前的规模和技术还很难保证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我们不能指望落后数十年起步的中国石油公司一口气就能吃成一个“油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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