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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郑州市的初中生在做好事时多了一项额外的任务，就是要求被帮助的对象为其开一个做好事的证明。因为，按照新实行的综合素质评定要求，学生只有提供完整的证据，相关的行为才能被记录在案，才能成为中考录取的有效参考。(《东方今报》1月13日)
当我把这条新闻读给辅导的学生听时，他的第一反应竟是：一定要扶识字的老奶奶过马路。接下来的解释是如果我扶的老奶奶不会写字，那么所做的好事就不能提供证据，也
就意味着不能被学校承认，那不就等于白做了吗？对于这份精明我先是觉得好笑，接着又觉得有些可怕。
这样的精明是在评定标准的蛊惑下产生的。做好事本来是不需要证据的，一个由衷的感谢就足以使主动助人者感到满足。但评定标准却规定做好事必须要提供证据，这就必然使一些学生开始有选择、有目的的做好事，也就是变自觉做好事为故意做好事。 既然是故意的行为自然就与道德的修养无关，在性质上已变为功利性的投资：我做好事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中考录取的砝码，所以要选择性地做好事，只做那些能拿出证据的好事。长此以往，孩子的道德修养到底是会提高还是会下降呢？
而且，由于证据关系到学生的前途，同时对于证据的确认又是粗略的，这又必然造成部分心急的学生和家长伪造一些做好事的证据。尽管他们知道这样的做法是有违道德的，但伪造证据的现实收益使他们不得不“认真”作弊。一方面，前途比真实更重要；一方面，别人可能也在作弊。于是在这样一个不严密的竞争规则中，自然会产生虚假驱逐真实的结果。
道德功利化的本意是激活学生心中的道德因子，引导他们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道德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不能仅靠规则的奖惩诱导实现。否则，就容易造成道德变为手段，为幌子，背离最初的本意。当学生发出一定要扶识字的老奶奶过马路的感慨时，规则的制定者能感到一丝欣慰吗？
(稿源：红网)
(作者：李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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