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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幼鸣
在国务院新闻办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透露了两点信息：一是2004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和增收额双双达到历史新高，入库税款共达25718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收)，增收5256亿元，同比增长257％；二是2005年内，备受关注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所涉及具体事项，均无推进时间安排。
国家税收高速增长与税收制度改革被搁置形成的反差令人瞩目。毋庸否认，现行税收制度存在亟待改革的瑕疵，为此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规划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过去，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核心制约因素是顾虑税收总量会减少。现在，既然税收总量达到了新的高度，启动并深化改革已无显著障碍。
笔者认为，2005年继续搁置税制改革值得商榷。
国家税收制度对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不难看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税制改革具体目标有其重要意义。演化至今，现行税制积累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如果搁置改革，亟待改革的矛盾将进一步恶化。推进税制改革可能付出税收增幅下降甚至负增长的成本，但与税收总量保持增加相比，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无疑更为重要。
众所周知，现行税制的一个弊端是，长期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包括虚假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享受着税收优待，与此同时，内资企业则受到制度性歧视。如果说改革开放发轫阶段，基于引进外资推动工业化进程的需要，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曾经是不得已的选择，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没有理由继续这一不平等制度。至今，无论是名义税负还是实际税负，内资企业的税负都比外商投资企业高1倍左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不仅关系到企业竞争环境公平问题，还涉及到受宪法保护的各种所有制企业法人财产权益落实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理当尽快加以解决。
不夸张地说，现行增值税计征方式正制约着“中国制造”升级。一句话概括，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的核心变化，就是生产型只许可企业原材料支出进入抵扣范围，设备等投资项目不得抵扣，而消费型允许设备投资进入抵扣范围。显然，增值税按生产型计征有利增加国家税收总量，但其同时明显遏制了企业设备投资积极性。中国制造业当前普遍面临设备更新压力，增值税改革同样宜早不宜迟。计算显示，如果增值税转型由目前仅在东北地区试点转为在全国范围推行，国家每年将减少税收600亿至1000亿元。现在年税收增量已超过5000亿元，为不减少至多1000 亿元收入，遏制制造业设备投资积极性——技改升级后职责业将贡献更多税收，把眼光略为长远一点看，这显然属于得不偿失的短视行为。
在税收总量大幅增加的背景下，除应积极推进已经规划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具体事项外，不难看到，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税收分配比例，也就是改革现行分税制弊病的工作，也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为改善中央财政状况奠定了基础，但分税制本身存在以刚性比例分配税收增量问题——这样，税收增幅越大，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差距越大。不仅如此，10年前进行收入划分时，对中央和地方所负担的事权责任没有进行严格界定。导致10年间财权不断向上集中而事权不断下放，至今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供应上承担的支出比例达70％左右，而分配的税收仅为总收入的45％左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负债累累，客观上导致了它们违法违规的短视行为高发，并通常以弱势的农民为侵犯对象。眼下，在西部一些地方，对中央财政给予种田农民的每亩5元直接补贴，县级政府部门就要求农民直接前往领取——农民往返一趟到手补贴尚不及路费支出，原因是乡级政府和村组织因为“贫穷”，已经截留“成性”。
实事求是地看，分税制施行10年来，在保证中央政府有足够财力“办大事”同时，科研、高教、文化、卫生等领域的知识分子人群利益得到了兑现，话语权匮乏的农村人群，特别是中西部农村人群利益则未受到有效维护。现在，是通过改革分税制弊病改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推进对农民公正实现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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