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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罗科发自北京
中纪委五次全会于2005年1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12日，中央公开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五次全会的讲话。
在去年中央出台一系列反腐文件和法规背景下，此次中纪委会议和胡锦涛讲话有何新
意？目前中国反腐进入了怎样的局面？下一步将如何有效推进反腐？就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教授。何增科的温和、朴素，与简陋的办公室相应，产生一种平淡而深邃的氛围。
《第一财经日报》：你觉得此次中纪委全会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何增科：中纪委五次全会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为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而召开的中纪委全会。第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这次会议提出，“反腐倡廉能力”是提高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这是一个新提法，反映党本身对反腐倡廉和执政能力之间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胡书记有句话说得比较到位，即“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
第二，在如何有效反腐方面，党的思路显得更为清晰、全面和完整。包括两方面，把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体系作为重大战略举措提出来，表明党认识到反腐败是个系统工程；治标和治本的关系提得更加科学。实践中人们容易走极端：一个是通过查案件来惩治腐败而在预防建设方面力度不够；同时另外一种倾向是，有的纪检部门感到查办案件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有意无意用制度建设代替查办案件。
《第一财经日报》：自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到目前，已经召开了五次中纪委全会。你认为第四代领导集体在反腐方面有什么特点？
何增科：五次中纪委全会体现了新领导集体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以人为本、亲民爱民和求真务实的施政风格。新领导集体明确把纠正损害人民利益的不正之风作为了反腐重点，这表现在农村土地纠纷、城市房屋拆迁、国企改制等方面的反腐。
如果我们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那么第四代领导集体在反腐方面更侧重反腐体系建设。毛泽东时代对腐败强调通过整风和群众运动来解决；邓小平时代反腐败强调通过法治，同时把反腐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明确把反腐建设置入整个体制变革中；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反腐的制度建设；而第四代领导集体侧重于使不同的制度作为合力去发挥作用，把反腐成果体系化，使各项制度有机联系、彼此协调、相互促进。
《第一财经日报》：你平常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反腐方面的得与失，对此，你有什么认识？
何增科：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反腐存在八个规律。一是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与腐败程度成正比；二是行政性垄断程度与腐败程度成正比；还有，权力受监督与制约程度与腐败程度成反比；新闻调查性报道程度与腐败程度成反比；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深度、广度与腐败程度成反比；官员履行公职中利益冲突的程度与腐败程度成正比；国际合作反腐败程度与腐败程度成反比。同时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提醒我们要不断推进政府改革来逐步降低腐败程度。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我们该如何切入，才能使腐败得以有效遏制？
何增科：在微观层面，反腐败人人有责。反腐不是反腐机构的独自责任，有公权的人都有责任对本单位履行反腐职能。中观层面，要把众多的反腐机构有效整合起来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战；要强调依法反腐，从政策反腐走向法律体系反腐。现在舆论强调依法行政，因此依法反腐就具有特别意义，这便于官员和公众能够维护正当权益；反腐要强调公开、公正、独立、客观原则。审计风暴之所以被人津津乐道，就在于它遵循了公开原则，与公众见面。接下去，我们还需要增加反腐的公正、独立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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