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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公司治理，无论是监管者、上市公司、金融中介，还是投资者，市场的每一个参与环节都会毫无悬念地认定，信息披露是其命脉。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的几乎所有理论都在不遗余力地证明，信息对于定价、交易和其他种种市场行为是怎样的至关重要。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最近几天渐次浮出水面的新闻故事表明，一些上市公司在信息披
露方面是如此大胆、随意甚至刻意欺骗，投资者被长期蒙在鼓里，最终蒙受巨大损失。本报和其他媒体关于长虹和APEX恩怨难解的深度调查披露，2002年二三月间，APEX开出的37张支票的“空头”特性极可能已被长虹所深知，但直至近两年后，长虹才对此作出披露。无独有偶，在本报今日的调查中，经历了一场“地震”的投资者在美国委托了三家律师事务所，联合起诉曾创造出巨亏黑洞的中航油，理由是“对任何重大事实作不实陈述或者省略……”。类似的案例还可以在内地市场上找到很多。
透明的信息披露是一个完善市场的重要基石。由于信息不对称，绝大部分中小投资者无法获知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其他情况；即便是大的机构投资者，除少数“先知先觉”者外，大部分也要依靠信息披露来判断公司的投资价值。上市公司披露信息、投资者据此投资、监管机构监管披露，这个三维空间撑起了信息披露的完整结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给市场的有效性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极端情况下，若频繁出现信息披露问题，一个市场的整体投资环境将被质疑。因此，除非有其他特殊权宜考虑，几乎每一个监管者都会不遗余力提高所监管市场的信息披露质素。
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质素历来为人所诟病。依照现行法律法规，内地上市公司须公开披露以下类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包括年报、中报和季报；临时报告，包括重大事件公告、收购与合并公告。而实际情况往往是，上市公司尽管在披露的形式上契合了监管要求，但披露的质量却乏善可陈。我们通常用透明来指代好的信息披露，透明包括真实、及时和全面三个方面。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设计的中国公司治理指数显示，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指标令人堪忧，根据样本研究，平均指数仅在54%(好的治理为100%)；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指标稍好，平均值在66%；而完整性指标的均值仅在59%。
除了产权等制度性原因外，中国内地信息披露不力的一大原因在于，惩罚制度不够完善和严厉，以至于无法构筑起足够强大的威慑力。及至众多海外上市公司因适用于海外监管法律而被“严惩”，又有人为他们或慨叹、或扼腕，若不是到海外上市，怎会有如此下场呢？结论是，还不如在内地上市。但是，如果看看今日内地股市疲弱难振的整体态势，就不难理解，在一个存在制度性疾患的市场上(包括信息披露)，无论监管者如何“托市”，无论各方如何寄望殷殷，投资者信心却始终固执地无动于衷。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市场相对“严酷”的监管制度，包括信息披露和违规的惩罚机制，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海外上市公司这一载体，给内地市场带来“制度性外溢”，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内地市场的基础建设。
所幸的是，近日，在国资委多方出击的同时，上市公司的监管者也开始动作频频，“罪与罚”的概念和逻辑正在迅速推演。尽管“原罪”的厘清和偿还远比我们所能设想得复杂，但上市公司接受监管，披露不力欺骗投资者终将付出代价，这样的警示对市场重建而言无疑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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