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频发是招商引资要付的代价吗

　　程刚

　　1月7日，卫生部公布了极为严峻的职业病防治形势。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职业病危害人数超过两亿，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这是则令人心酸的消息。与庞大的工伤和欠薪受害者群体一样，来自中国农村的上亿农民工，再度成为职业病受害者的主体。

　　无数个案表明，工人缺少岗前培训、缺乏劳动安全保护措施、劳动环境恶劣等原因造成工伤和职业病频发。但对于成千上万怀着改变生活的梦想、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来说，除了忍受别无选择。他们甚至不得不以身体为代价，去换取就业机会和一份微薄的工资。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为资本摧残性使用劳动力提供了可能。

　　在很多有毒有害企业，老板故意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每隔几年就找借口解雇一批工人，以规避有可能出现的职业病巨额赔偿。这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由于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很多工人都是在被老板无情赶出工厂后，才发现自己已身患职业病。这导致他们事后索赔困难重重。

　　资本天性逐利。仅仅从道义上谴责黑心老板远远不够，这正是国家出台有关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的原因所在。2001年颁布的《职业病防治法》，立法宗旨就在于规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行为，从而达到有效保护劳动者健康的目的。

　　职业病的产生，是用人单位从事产生职业危害的生产经营活动所造成的。因此，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负有职业病防治的义务。包括有义务采取各种措施预防职业危害的产生，有义务对职业病人予以赔偿等等。法律同时强化了卫生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管职责，以行政强制力保证用人单位履行义务。

　　令人遗憾的是，《职业病防治法》的实施面临重重困难。这其间，部分地方政府监管不力难辞其咎。防治职业病需要投入，无疑会增加产品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利润。地方政府担心的正是资本因此而流失到其他地区。反过来，宽松的行政监管则有助于投资者压低劳动用工成本，为外来资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而这种基于招商引资为出发点的利益选择，只能是以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

　　2002年是《职业病防治法》实施第一年。但据卫生部统计，在列入经常性卫生监督范围的22万余家有毒有害作业厂矿中，执法部门只对其中大约四成进行了卫生监督，最终给予处罚的单位仅占总处罚率的1.8%；在近900万名应在年内接受职业性健康检查的作业工人中，只有310万余人接受了职业健康检查，仅占总人数的三成多。

　　作为职能部门，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必须对地方政府负责。如果严格执法，势必与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中心工作”相悖，轻则工作无法顺利开展，重则饭碗不保。这导致很多执法部门无力执法，也不敢执法。

　　卫生部1月7日也承认，“职业病防治的法律制度尚未得到全面落实”、“一些基层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监管不到位，职业病危害源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是造成职业病频发的两大重要原因。

　　监管不力的后果是职业病发病率的增长。比较一下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历年发布的职业病新发病例(起)数就能发现，近几年，新发职业病以每年平均超过13%的速度猛增。这一速度远远超过我国GDP的增速。

　　比冰冷的统计数字更可怕的是，成千上万身染职业病的农民工，只能拖着丧失劳动能力的羸弱身躯返回家乡，陷入更加贫困无助的境地。

　　在劳资关系中，资本为强势，劳工为弱势。一个现代法治政府，应该居间起到平衡和协调的作用。要改变职业病防治困难的现状，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转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承担起应尽之责。我们欣喜地看到，卫生部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全国职业病防治规划，将职业病防治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职业病防治工作列入各级政府的年度考核指标。

　　但愿，对劳动者各项合法权益的保护，能真正落实为对各级政府进行考核的刚性指标，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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