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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企问题，不能仅仅以貌似合理的效率至上理论来简单处理，否则不公正的过程将可能在未来酿成反复甚至开倒车的严重后果。
近日，国资委在对181家中央企业的财务审计报告进行突击检查后发现，有120家企业有相当部分的财务状况没有进入财务审计报告；有30家企业的财务审计不全面或不深入；有13家企业的财务审计报告结论与事实相反；还有13家企业的财务审计报告存在技术问题。
同期，国资委对181家中央企业进行清产核资时发现，有40家企业总资产损失超过10%，40家企业的总资产损失超过20%。这些企业既没有达到做强，也没有达到做大的目标。
是次规模空前的审计和清产核资行动表明了国资委改善央企治理的决心，也应该是未来国企改革的风向标。
央企为何要做假账？其实，这一问题与此前探讨的国资流失问题属于一个硬币的两面。其实质都在于公司管理者企图或者已经对企业实行了“内部人控制”，欲欺骗股东或盗窃股东财产，以掌柜之名行东家之实。
国企被内部人控制的危害有史可鉴。俄罗斯在1990年代进行激进的市场化变革时，已经对国企实施了控制的掌柜们立刻开始了群魔乱舞。改革前期向所有工人公平地发放的认股权证，但这并没能阻止掌柜们成为东家的步伐。他们通过威胁开除工人、扣发或缓发工资、用工厂的钱购买紧缺生活物资作交换等欺诈方式，强行夺取了工人的认股权证，破坏了前期的公平改革。
在我国的国企改制实践中，也将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和危害暴露了出来。所以，国资委加强央企治理若将着眼点明确为打破内部人控制，就能顺利抓住牛鼻子。
然而，由此并不能仅仅得出所有者要归位的简单结论。否则又将陷入到手段与目的互为因果的逻辑悖论之中去。正如讨论国资流失问题时一样，所有者归位是实现改制公正的一个充分条件，但其也是改制的终极目标之一。在改制开始时就妄求所有者归位无疑是缘木求鱼。
这种困境的产生就在于我们现在处于国企改制尚未完成的过渡期中，市场的逐步发育与计划手段的逐步退出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但不能否认的是，以当前的市场发育程度和法治环境来看，市场还远不能替代计划的全部职能，计划和市场手段必须共存。此时激进地强调市场调节，只会让那些有司马昭之心的掌柜们渔翁得利。
一种很危险的心态是，一方面希望继续以“计划”维护垄断，获得银行融资和股市融资的特权，同时又希望受到没有计划监管，在市场上胡作非为的特权。毫无疑问，有针对性的计划监管手段不应该被一棒子打死，成为贬义词。
因此，国企改制时的计划与市场手段之争事实上是离题万里的假问题。对于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国企改制和国企治理来说，将社会公正作为起点和改制的思路无疑更具现实意义。对国企问题，不能仅仅以貌似合理的效率至上理论来简单处理，否则不公正的过程将可能在未来酿成反复甚至开倒车的严重后果。
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就能更客观地对国资委一年多来采取的各种政策进行评判。对于国资管理部门来说，核心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国资交易监管，另一个就是改善国企治理。国资委在这两个方面都在加强工作，在第二个方面尤为有成效。
要加强央企的治理，一是要管人，二是要管钱。从管人的角度来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赵新先等老同志的退休以及几大电信公司的领导轮换。后者曾遭遇了海内外的批评，但如果摒弃纯市场经济的思维定式，实事求是地来看，内部人控制其实是国有股东与海外投资者共同的最大敌人。中国政府帮助海外投资者完成了预防工作，投资者应该额首相庆才是。
从管钱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加强审计，另一方面要加强预算管理。从现有的消息来看，国资委在这一方面的思路已经很明确了。
当下，最重要的事情看来并不是防计划，而是要防“市场”。因为在央企纷纷登陆资本市场，国有银行也进行改制重组，国门也打开之后，纯计划的干预甚至计划的复辟都几乎不可能了。反而是纯市场很可能变成不公正的“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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