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格林斯潘2006退 鲁宾最适接任美联储主席

　　□ 王 飞

　　再过一年，格林斯潘将从美联储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过他“采菊东篱下”的悠闲日子去了。谁能接替美联储主席一职呢？从能力和经历来看，鲍勃.鲁宾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到2006年1月，格林斯潘将不再是美联储委员会委员，这也就意味着他作为主席的漫长生涯的结束。谁是下一个格林斯潘呢？美国《财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认为可能是目前布什的主要经济政策顾问马丁.费尔德斯坦。作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主席和在里根时代就扬名立万的政府经济学家，供应学派的领导人物费尔德斯坦确实有相当的实力。但作者Anna. Bernasek最后还提出了几个竞争者：如约翰.泰勒，现任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由于他曾在格林斯潘的咨询公司干过，格林斯潘也许会全力荐他入选。

　　Bernasek又很犹豫地说道：“目前尚不清楚花旗集团的另一位知名人士鲍勃.鲁宾会不会出任该职”。

　　如果美联储主席能选举的话，鲁宾应该会战胜费尔德斯坦。

　　鲁宾在华尔街最优秀的投行之一高盛干了26年，并在1987年与斯蒂夫一起被任命为公司的CEO，成绩斐然，有口皆碑。值得注意是，他在私人公司时，其为人谨慎、滴水不漏的行事作风就很为人所称道。对冲基金经理和The Street.com的创始人克拉默在《一个华尔街瘾君子的自白》中显得愤世嫉俗，只对极个别的华尔街人士有好评，其中一个是后来当上纽约市长的彭博，另一个就是鲁宾。当时克拉默也在高盛，有次受朋友之托为伊凡.伯斯基的《并购狂》写了篇书评捧场，让鲁宾过目。当时伊凡.伯斯基在华尔街可谓如日中天，他那“贪恋是美德”的狂妄叫嚣让人目瞪口呆。鲁宾却建议克拉默在书评中提出，伯斯基并不是如书中所吹嘘的那般的。克拉默起先还怕得罪伯斯基，在鲁宾的坚持下，才采纳了他的意见。一年后，警方以内幕交易罪逮捕了伯斯基，克拉默如梦初醒，感到鲁宾是真心为他好。

　　这样一位谦谦君子却胸怀抱负，试图从政。鲁宾一直在为民主党竞选募集经费，终于在1992年底成为克林顿政府新成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并于1995年任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在前不久出版的《我的生活》中，克林顿把鲁宾评为自汉密尔顿以来最佳的美国财政部长。

　　鲁宾的政治生涯为什么如此一帆风顺？

　　按一般的管理学或流行观点，总认为私人企业的管理效率要比政府来得高，所以，应该将企业管理那一套用于政府或对政府管理进行改良。鲁宾的脑子却清醒得很，他认为这是两套不同的游戏规则，需要随机应变，谨慎对待。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任务主要是协调总统经济班底的各位成员分歧，以加强合作。这似乎是个很虚的职位。但鲁宾却看出了关键所在，那就是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国家经济委员会，首要的职责是把其他成员的观点和意见客观地陈述给克林顿，然后再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出来。这种双重角色对一个有主见有原则的领导来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鲁宾却能应付自如。他在《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总结道：“我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利用自己的职位或接近总统的机会来努力推进我个人的设想，那么，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就一定会误入歧途。所以，我总是尽量公平对待持相反观点者。即使当我单独在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讲述自己的见解时，我也会特地提到，虽然我的见解是X，但鲍勃.里奇的看法是Y，而劳拉.泰森的看法则是Z。有时当我定期与克林顿会面的时机来临时，我会请与我意见相左的那些人一同前往，让他们亲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华盛顿的人常常想当然地认为，能否在某一总统任期内具有影响力，这取决于你是否能充分利用自己接近总统的机会以及是否能运用自己的权力。但我发现，不抓住一切可能的(与总统)‘见面的时机’，我反而更具有影响力。我向同事们灌输某种协同工作、公平施政的意识，以此规劝他们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程序内展开工作，并且最终也增强了自己在总统那里说话的份量”。

　　这真是一种政治天赋与通晓人情世故的极佳融合。

　　鲁宾担任了财政部长之后，他又迅速地转换了角色，从总统身边的一位经济管家变成独当一面的经济部门首脑。鲁宾看到了财政部与私营公司管理的相似处，如设定目标建立有效的责任机制以及拥有能干的人员。

　　如果顺此思路一直往下走，而无法知道两者的差异，我们就会误入歧途。因为身为财政部长，权力其实很有限。首先，你并非自己管理一切，白宫才是最终管理者。其次，一位首席执行官有权按业绩雇用和解聘人员，有权向高级管理人员支付优厚的红利，并有权积极提拔有才干的人员。但在财政部，鲁宾手下共有16万名雇员，他有权雇佣和解聘的还不到100人，都是政治任命官员。

　　由于鲁宾刚从白宫过来，他明白，如果一位内阁部长不擅长在白宫程序内处理与已有关的问题，那么当你发现一位三十几岁的白宫助手却比你更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时，是很容易“精神分裂”的。

　　克林顿下台后，小布什的首任财长保罗.奥尼尔就吃尽了这方面的苦头。

　　按理说，奥尼尔进入内阁要比在此之前一直在私营部门工作的鲁宾驾轻就熟得多，奥尼尔在60年代初成为政府的公务员，尼克松时代担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局长助理，到了福特总统时已是该局的副局长，曾与老布什共事，相处得很好。1988年，老布什当选总统后，邀请奥尼尔入阁任国防部长，奥尼尔却推荐多年的老友切尼担任此职，他自己去美国铝业公司做了CEO。小布什上台后，喜用父亲的老臣，副总统切尼又推荐奥尼尔出任财政部长。

　　可是，他却在2002年12月5日被小布什解雇。两个月后，奥尼尔便接受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罗恩.萨斯坎德采访，在《忠诚的代价》一书中，怨天尤人，大倒苦水。

　　如果把这本书和《在不确定的世界》作番比较是很件有趣的事，因为奥尼尔和鲁宾的官场境遇与自身的性格思维截然相反。

　　第一，他们各自服务的总统智商与作风天差地别。人们作过研究，论现代总统的智商，克林顿得分最高，而小布什殿后。这并不出人意料，就像《华氏911》影片所披露的，小布什经常表现得很弱智，但据说选他的美国人民喜欢，在他们看来，总统和他们一样“普通”。克林顿原先就是一名律师，对事情的分析和领悟能力很强，思维也很开放，鲁宾多次坦陈很佩服他。尤其是在绯闻事件达到高潮共和党积极推动弹劾之时，鲁宾发现克林顿仍能将精力集中专注在国务上，不为所动。

　　奥尼尔眼中的小布什与我们想象中的低能学生没什么两样。奥尼尔将每次向小布什汇报工作的场景几乎都记录下来，而且每次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奥尼尔侃侃而谈，小布什傻傻地在听，一言不发，总统到底听进去了吗？他从不问问题。奥尼尔讲完了，小布什也就听完了。按我们的语言来说，这叫耳边风，什么东西都没进小布什的脑子里去。

　　奥尼尔在2003年7月的一次前总统福特生日聚会时，对于小布什的傻气作出了报复。当时，小布什见到奥尼尔后，像见到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故作惊讶地大声说：“上帝啊，你看上去真不错。”奥尼尔的反应很好玩： “你希望我看上去怎么样？”。

　　第二，小布什沿用了克林顿的创新，让哈佛大学的教授林赛担任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林赛是马丁.费尔德斯坦的跟随者，也是供应学派中的一员，后来在1997年成为小布什的经济顾问，并进入白宫。与鲁宾在这个位置上的方式相反，林赛只是大力鼓吹自己的减税方案，而奥尼尔对此又不以为然，两个人反目为仇。最后，林赛也与奥尼尔一道离职。

　　第三，奥尼尔缺乏鲁宾谦虚和沉稳克制的作风。也许，奥尼尔自觉担任财务部长是理所当然的，忽视了内外关系的处理，他与切尼私交如此之好，且又是这位副总统推荐上去的，但忽视了双方的沟通。临了两人也是不欢而散，切尼在奥尼尔的眼中变成了诡计多端的老狐狸。奥尼尔在《忠诚的代价》中一直对小布什身边的“小圈子”冷嘲热讽。小布什身边的人的思维之僵化狂热固然让人生厌，如他们一进白宫，就将所有的国事围绕在如何攻占伊拉克上，等等，但奥尼尔没有鲁宾那般明白，硬要与这种制度性的缺陷死掐，下场当然不妙了。

　　另外，奥尼尔尽管在政府中呆了这么多年，回到财政部长这个职位后，却扮演了美国铝业CEO大权在握的角色，这是很犯忌的。奥尼尔几次在公开场合与小布什的执政理念唱反调，让媒体看出了他与总统及身边人的不和。

　　当然，面对白宫勾心斗角而出局似乎是常态而不是偶然的，像费尔德斯坦也有此遭遇，他虽然是被外人认作是供应学派的班头，却反对学派中激进分子视减税是万灵药的作法，结果得罪了里根周围的小圈子，当了两年顾问就回到哈佛大学。

　　看来，要在华盛顿做一个财经高官，需要相当的政治技巧。

　　难能可贵的是，鲁宾并不想成为一个只对自己扮演角色负责的政客，而是勇于任事，即便被人大泼冷水也在所不惜。

　　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决策要获得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通过，是想有所作为的鲁宾最为苦恼的事情之一。在宪政理论中，总统与国会的纷争有利于各自权力的制衡，可在实践中，它又往往成为党争的借口。大家都知道， 1995年曾闹到政府部门关门的地步。

　　鲁宾发现，党争激烈的后果会让政策决定者采取保守的策略，因为在这种环境里，微小的错误可能产生一些影响巨大、歪曲事实的后果。例如，由于鲁宾支持克林顿政府的平衡预算方案，成为国会党争中的过河卒子。当冲突进一步发展时，鲁宾承受了尖刻的攻击和人身诋毁，共和党人声称要弹劾他，并质疑他的职业操守，恣意抹黑。

　　一旦时过境迁后，鲁宾又发现共和党人的火气不知哪儿去了，那帮人还承认当时确实过火了点，但符合华盛顿的游戏规则。

　　但鲁宾不想玩世不恭，他很认真地回忆道：“但即使在华盛顿待了几年后，我们仍然无法认同一点，当有人把你称作骗子和盗贼时，你不要把这当做人身攻击”。

　　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行为有一点是类似的，必须在重大危机时有所决断。 1995年1月10日，鲁宾宣誓就职财政部长后，当晚就着手处理墨西哥金融危机，稍事安定后，1997年7月的泰铢贬值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最后演变成一场全球经济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次危机中，美国政府应付每个国家的遭遇不仅是以纯粹经济的，更多地是以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就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显然前者对美国利益更为重要。那么，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哪个最重要呢？美国政府选择的是韩国，因为该国若不稳定，可能会引起朝韩之间的军事冲突。

　　了解这种思路，对关注全球经济互动的人也许是很有价值的。

　　当1998年夏天俄罗斯出现危机，最终将恐慌蔓延至美国股市时，鲁宾与格林斯潘并肩作战，支持美联储下调利率，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避免市场崩溃。

　　任何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都会被人指责为引致“道德风险”，也就是市场人士会利用政府之手来投机赚钱。这个道理已经成为常识，被坚持市场原则的人津津乐道。

　　不过，当格林斯潘告诉鲁宾，这次全球流动性危机是他观察了市场50年来从未有过之事时，他们还是出手干预了，而且效果不错。

　　鲁宾也提到奥尼尔上任伊始，便批评他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手段像个 “消防部长”。可是，奥尼尔面对2001年初的土耳其危机时，也迅速干预了。 “许多人在开始分析时都带着预设的观念。但一个人空想出来的一板一眼的看法和你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棘手现实时的看法是不会相同的” ，鲁宾总结道。

　　与对待政治相似，鲁宾更为强调的是干预市场的技巧。

　　在鲁宾任财政部长时，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有时也被称为“鲁宾经济学”，其中的一个基本点是强势美元政策。他一直强调“一种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在美国不可能干预强势美元的预期下，1998年6月，日元极端疲弱，与美元之比达到了144.75：1。鲁宾在高盛的经验告诉他，外汇的贸易量巨大，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类干预至多只能产生一时的效果。不过，在几位同事说服下，鲁宾决心冒险一试，从市场买入20亿美元的日元，止住了跌势。鲁宾的事后总结是：“我们极少进行干预，但我们的每次干预都卓有成效”。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全球市场愈加相互依存的年代里，需要这样实事求是的美联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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