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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
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预计达到9.2%，基本上沿着25年来经济增长的均值9%(潜在增长率)轨道上增长，这一增长的真实推动来自城市化，正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式的经济增长一举突破了“七上八下”的格局，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增长阶段。城市化带动的新增长需要以科学发展观重估稀缺资源，并统领经济、消除行政干预下的“结构扭曲”，迎接金融开放，
将中国健康地纳入到国际体系中去。
高速的经济增长带动着经济快速地融入世界。全球看好中国，而中国经济也需要全球化的资源供给，中国也将从一个被动的进口原材料国转向股权投资控制产地的对外投资国家，中国资金投出势所必然，资金流出的管制正逐步放松，同时QFII等境外资金的流入也在加快。国内和国际资金流动规模加大，也将迫使金融进一步的开放，从贸易开放逐步转向金融开放。汇率的弹性制度改革、国际资金流动规模和速度的加大，全球资源的合理利用等为中国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
消除结构扭曲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2005年伴随着汇率制度的改革，金融开放度随之扩大，这将改变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模式。中国一直是行政主导型的，通过行政的干预服务于赶超战略。这种干预性政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是非常“有效的”，担保金融体系不破产从而创造了储蓄，也通过汇率贬值、大量资源补贴工业化创造了外需，突破了“贫苦循环陷阱”。但行政干预也造成结构扭曲，并积累了宏观风险，显示出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开放之前，可能还有时间通过增长来“自觉主动”地逐步化解扭曲带来的风险(如银行坏账，社保资金欠账等)。但在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由于加入WTO，金融业的开放，QFII、QDII及其他许多措施的出现，资本流动会比以前更为频繁，资本账户逐步开放也是势在必行)，情况完全不同。金融开放以后，国家干预能力下降，国际投资者会通过广义的套利行为对扭曲结构进行“强行矫正”。
国际套利行为的产生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该国扭曲的结构与扭曲的要素价格提供了套利机会；二是该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扭曲结构的风险，从而套利收益与风险不对称，外资可以在短期内只获取套利收益而不承担或少承担套利风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外国投资者不了解扭曲的结构会积累一国的宏观风险，只是，他们认定在短期内国家宏观风险积累还没有达到一个临界点，即政府可以承担得起，因此可以继续进行套利。这些套利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宏观风险的暴露。外资时刻关注着这一宏观风险的积累过程，一旦感觉到政府将要“承担不起”这些宏观风险的时候，外资流向就会发生逆转。即便有一些短期外资可能跑得不够及时，被套住，但总体的出逃行为必然会导致危机的爆发。这就是亚洲危机所提供的案例。因此，在金融开放新阶段，努力消除结构扭曲、减少国家宏观风险是打击热钱套利、防止危机的重要手段。
经济理论和经验已经比较充分地证明了结构扭曲导致金融脆弱，并会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过程中易受到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为了促进增长，长期扭曲了“经济结构”，累积的风险是巨大的。为了更好地应付“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冲击，需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一系列调整，消除扭曲并积极适应开放的条件是必要的。
调整宏观政策降低经济运行风险
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消除行政干预导致的“经济扭曲”，重新估价经济、自然和社会资源，发挥市场的作用优化配置资源，降低宏观风险，减少外部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从中国当前的“结构扭曲”的程度看开放下的宏观政策选择，首要目标就是降低经济运行中的风险。财政“宏观负债”和银行及金融系统中的坏账问题是经济结构扭曲造成的宏观风险的反映，为了配合消除“结构扭曲”，降低风险，宏观政策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始终应保持“偏紧”的政策。首先是货币政策应该从紧。依据国际经验，随着金融开放、资金充裕度提高，贷款已经不是启动经济的核心了，货币政策将从含有一定的发展经济的目标彻底转向币值稳定目标，以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逐步形成货币政策规则。
财政政策也应适当从紧，在经济上好的时期削减赤字，压缩国债规模，转变财政支出方向，从直接发展生产转向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领域，减低政府资本性支出，以减税刺激生产，降低政府干预的扭曲。
深化市场化的改革，核心是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和金融制度的改革，割断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天然保护，让金融体系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功能。在开放新阶段，要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增长及宏观政策的外部性(无论是外贸外资还是汇率制度)，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国际影响及国际反应。这种并非以邻为壑的做法，可以为中国增长争取到更好的发展空间，这是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时代中国宏观政策需要考虑的新维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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