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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底开始，理论界、舆论界都把今年定位为“改革年”，称今年中国的主题将是“改革”。乍听起来不免困惑：中国27年来一直都在“改革开放”中行走，什么时候停止过或没有“改革”呢？
诚然，改革一直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大方向。而今年之所以更加强调改革的重要，是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式较前不同，改革的强度、力度和深度要超过以前。
一方面，今年是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最后汇总的一年，也是敲定明年开始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一年，各种计划内的重要经济项目等都将要看到相应的结果；今年又是中国加入WTO落实市场全面开放的最后一年，将成为中国对外资的“市场开放元年”。另一方面，今年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改革实践第三年，是新一轮加强宏观调控的第三年，是经过过渡、转折继而需要突破的一年，调控和改革已到了出效果和有结果的时候了。因此不管对内还是对外，都有更强劲的改革动力在发生作用。我们也曾称1994年为“改革年”。那一年，是在1992年—1993年经济过热的背景下开展的。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被称为“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经济纲领”宣布，要“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当时中央政府大刀阔斧地推出了“改革新政”：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当时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加强中央政府的主导力量，治理地方以及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散乱。后来历史证明，1994年的改革非常关键，为日后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甚至躲过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作了强有力的铺垫。
历史似乎有惊人的相似。2005年也是从2002-2003年甚至仍然难以根本抑制的2004年经济过热的背景中走来的。但与1994年不同的是，那时面临的是怎么控制通货膨胀的问题，压力更多来自国内，来自地方和既得利益权势集团，那时要解决的是改革什么的问题，而现在面临的不仅是要防止通货紧缩，还要预防通货膨胀的问题，压力不仅来自国内，还来自国际，要解决的是如何改革和如何落实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改革本身也到了值得反思总结的时候了。因为我国的改革尽管源发自农村，是由下及上发动起来的；但后来的推动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尤其是中央政府主导的，也即由上及下推动的。这样使改革短期之内因目标明确而不乏效率，但长期来看容易与改革初衷不尽一致，尤其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及攻坚阶段后，改革越来越触及到改革者自身或既得利益集团时，改革就难以推进。改革本身呼唤改革机制的要求也就自然出现了。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曾在商务部成立后公开坦言，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损失某些少数人利益，改革首先就要敢于革自己的命。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会议上也直言，工作的重点应放在经济制度性的问题上。由此来看，2005年的改革，尽管改革的力度有可能出于稳健的考虑不会太大，但改革的深度无疑将加大，尤其是已经构成改革障碍的体制性、制度性的问题将到了不得不动刀的时候了，而由下及上的改革动力也将更多地与由上及下的改革动力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改革年”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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