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纵览全局高尚全

　　【《决定》出台的历史背景】小平同志纵览全局高尚全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之所以能够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因为它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关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巨大的鼓舞作用。就搞这个文件，别的就不搞了。

　　几议其稿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开始，组织了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研究和酝酿，先后找了有关省市和部门领导进行了座谈和讨论。在北戴河会议以后，进一步调整和充实了文件起草的力量。

　　在起草《决定》第五稿后，草稿下发至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各部门和地方都很认真地作了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例如，国家体改委党组提出，文件在讲到过去的经济模式时，必须明确提出它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价值规律作用的，在讲到改革应建立的模式时，应明确提出，中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9月10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给中央常委，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3个问题的意见，指明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邓小平、陈云同志对此表示同意。

　　9月11日，中央召开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以及26个大企业的负责同志，共约1500多人，认真地讨论了《决定》(征求意见稿)。

　　经过讨论，加强了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论述，同时把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标题，改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在《决定》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先后8次同起草小组的同志进行了座谈，共同修改《决定》。

　　力挺“商品经济”

　　由于这个《决定》是改革的文件，所以中央指定要有国家体改委的同志参加，组织上决定由我和杨启先同志参加起草小组。当时，我们竭力主张，把理论界讨论商品经济的成果变成中央的共识，写进中央的《决定》。

　　我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因为从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比较重视和放手搞商品经济了，哪个地方的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老百姓日子就比较好过。可以这样总结——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

　　但当时，起草小组有的同志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是担心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

　　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的，同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第二，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并不对立。商品经济越发达，说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宏观上的指导。

　　在起草过程中，我多次建议在《决定》草稿中写上“商品经济”的概念，但多次被否定了，有的同志认为最多只能写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我坚持认为，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商品经济，所以写上是不会错的。

　　在商品经济概念多次被否定的情况下，我不得不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建议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所的名义召开一次理论讨论会，也就是1984年9月初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的那次会议，有近2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我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经过大家的讨论，取得了共识，提出了一些突破性观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也不是对立的；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正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

　　会议讨论结论呈交给中央，引起了中央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在文件起草过程中，经过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理论界的反复讨论，经过文件起草小组的反复修改，经过了中央全会的讨论修改，最后于1984年10月20日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理论与实践的突破

　　《决定》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对原有经济模式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决定》指出，“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决定》同时指出“价格是有效的调节手段，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就明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理论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依据，为中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除了在商品经济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以外，《决定》还打破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可分离的观念，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应当使企业在国家计划、政策、法令的指导、管理和调节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一认识，为增强企业活力创造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同时，《决定》改变了国家包揽一切经济活动的做法，提出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提出处理好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原则，规定“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这对于增强企业活力，转变政府职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决定》还重申十二大的方针，强调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其他各种经济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长期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这有助于提高经济活力，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

　　此外，《决定》打破了把社会主义同平均主义等同起来的传统观念，重申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强调这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要求通过改革，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坚决克服平均主义思想。这是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丰富。

　　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探索

　　很早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在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上，还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包括我在内的认识也是这样的，我在1956年就提出“企业要有一定自主权”的主张(发表于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但对整个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并不清楚。

　　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一谈到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有其历史原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是相互排斥的，列宁起初也坚持这一观点，后来虽然在实践中实行了包含商品经济内容的“新经济政策”，但只是作为暂时政策，也没有做出明确的理论阐述。

　　斯大林有限地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即商品只限于消费领域，价值规律只限于流通领域，但在斯大林时代的经济模式中，主体仍是排斥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

　　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不正确的认识，特别是受1957年以后“左”倾错误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认识趋于僵化，有的地方甚至在斯大林论述的基础上倒退了，把商品经济完全归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

　　在实际工作中，抑制、甚至扼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样，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在理论上进行关键性的突破。

　　中国关于商品经济的讨论时间比较早，在我印象中，上世纪60年代初广东学者卓炯同志首先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过商品经济的问题。

　　同年，国务院财委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曾提出：中国的计划经济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把企业从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改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1979年9月，薛暮桥同志在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作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说明，他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在的商品经济。”1984年7月，马洪同志组织社科院几位研究人员，写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研究报告，指出不应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是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

　　这些见解虽然当时未立刻被大部分人接受，也未纳入中央决策，但起到了历史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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