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秋风编辑：刘元煌
中国和印度，比较谁的经济增长更快，体制更具有增长潜力，也许并不是重要的问题，而把经济增长作为国家目标，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情
近几年来，印度经济表现出色，尤其是其软件、外包服务、制药、钢铁等产业在世
界上异军突起，引发国内外学术界和媒体关于印度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何异同、孰优孰劣、哪国经济增长前景更为看好的争论。国外有人预测，印度经济未来十年将比中国经济更亮丽，国内有人连连摇头说未必。
坦率地说，比较两个国家、两种政体、甚至两种经济体制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总是非常冒险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常识是，自由市场体制的效率要优于计划经济。然而，人们恐怕还会记得，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不少经济学家，其中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坚持认为计划体制优于自由市场。而且，假如你只截取一个时间段，比如，十年，二十年，那么，统计数据也确实完全可以证明兰格的命题正确。
尽管不少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相信，在良好的经济表现与特定的政-经制度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但历史经验表现，这样的关系其实是微弱的。目前国内的很多评论却是以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为前提的。比如，有的人说，由于印度过去的经济表现不如中国，因而证明了中国的国家制度优于印度。有趣的是，现在预测印度经济将会超越中国的人，其论据则是，印度实行的那种制度将保证其经济具有增长潜力。显然，这两个命题中只能有一个为真——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是两者都不成立。
我倾向于后一种看法。如果说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经济上的表现明显地优于印度，那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同样，假如像有些专家预测的那样，在未来十或二十年间，印度经济的表现比中国好，也并不能证明什么。
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经济增长是人民喜欢的一种事物，但是，财富并不是人民生活的全部，全部经济增长也不是国家生活的全部；财富不能解决人生的别的方面的问题，同样，经济增长也不能自动地带来公共生活的完善，比如个人自由，政治参与。即使对于最为普通的民众来说，这样价值的意义也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要紧的是，这些价值与财富之间并不存在彼此替代的关系，仿佛财富增加了，就解决了生活、生命中的全部问题。世界上似乎还没有这样简单的、单向度的“经济人”。同样，一个国家的公共活动，也并不仅仅在于追求经济增长。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把经济增长作为国家的目标，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这也就表明，它不是国家的核心目标。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国家其实更应当积极地追求其他方面比较优良的制度安排，比如，选举制度，独立的法院等等，即使事实证明，这样的制度可能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率。比如，印度就已经证明，民主制度本身未必有利于经济增长，尤其是缺乏稳定的宪政安排、从而能够在人民的自由与政府的权威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的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妨碍经济增长，因为它会导致政局不稳，也会导致社会冲突表面化，从而使外商望而却步。这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局。那么，印度是否就会因此而放弃他们的制度安排呢？似乎看不出这样的迹象。印度人可能觉得这些制度安排本身，对于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
因此，对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进行比较，并试图以这种表现来证明什么，可能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其实更应当思考这样的问题：一个国家是否在各种美好的价值之间实现了大体上的平衡。比较两个国家可能是危险的，正确的方法是以一种内在的视角，对一个国家内部的种种因素，比如人民的愿望、制度安排，经济增长表现，进行分析。当然，在这里，经济增长就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了。不幸的是，今天，有太多的人只具有“经济人”的狭隘心灵。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