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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丰
学术批评在今日中国仍未摆脱强而有力的人身依附，看似火爆的论战不乏诬指、诡辩，理性的他律在“自由”的口号下不近反远；另一方面，所谓“知识”的追求、获得、占有更有一种急不可耐的功利性在驱动，而其旗号，则换成了大而无当的“道德关怀”
国家统计局测算，1月6日，我国内地(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总人口达到13亿。当此之时，最容易想到两个人，一是那呱呱坠地的“幸运儿”，再就是所谓“错批一人”之不幸对象马寅初。
坦率地说，我虽草草翻阅了《新人口论》及至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却又心得寥寥，加之多少有些“中国人民之心理，对公家事，若不相干，可以不负责任”（马寅初语），所以对计生这一基本国策竟没有多少话要说。
但马先生个人命运之多舛却无论如何不能被含糊过去，尤其在今天，卡尔·波普尔所批判的那种现象正在多多少少成为现实，“现今每个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要成为历史预言术的专家。他的极度深沉的悲观主义（因为不做悲观主义者几乎是对职业成规的违反）由他的玄妙启示的极其深奥和普遍地给人深刻印象与之相配合。”半个世纪倏忽而过，知识分子地位的变迁未必意味着知识分子自我解放的完成。恰恰相反，经济学由被肆意凌辱而至显学、神学，马寅初的悲剧被不恰当地解读了，而其精神实质却依然孤独落寞。
那么，这种现象的背后究竟又是些什么呢？康德曾指出，要“敢于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权；因为人的尊严在于他的自由，在于尊重他人的自主的和负责任的信仰，尤其在这些信仰与他自己的信仰迥然不同的情况下。”与此同时，他亦认为，理智的自我教育或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是每个人在此时此地立即行动并永远行动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知识的增长，心灵才能从它的精神束缚，即偏见、偶像和可避免的错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但现实提供给我们的场景远无这般美妙：一方面，学术批评在今日中国仍未摆脱强而有力的人身依附，看似火爆的论战不乏诬指、诡辩，理性的他律在“自由”的口号下不近反远；另一方面，所谓“知识”的追求、获得、占有更有一种急不可耐的功利性在驱动，而其旗号，则换成了大而无当的“道德关怀”。更有甚者，一种学术的霸气更在矫枉过正地强化中。因为马寅初的错误被批，由是竟被不当地反证为学术不容评判，“知识”高高在上。
事实上，政治并非一切悲剧的来源，关于价值观的混乱、蔑视更是傲慢与偏见的渊源，这就如同在英国，曾被指为马寅初师承的马尔萨斯亦“是个在其生活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此人对天花、奴隶制及溺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詹姆斯·博纳）。因此说，对于马寅初的悲剧的反思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历史的反思，而更应该在于对今天的批判。
马寅初曾言，“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什么？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再就是，“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
先生这样做了，并因此而开罪权威但依然“（明知寡不敌众）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而如今，相信“战死”云云已经永远离中国而去，但“学术的尊严”、学者之使命，却依然需要我们的时代加以认证，十三亿人的中国不能回避这一任务。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1月07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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