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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翔
曾经被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寄予无限希望的中国股市，如今正绝望地、痛苦地滑向它五年多来最黑暗的深渊。
或许在被政策任意左右的年代，中国股市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戴上了某种荒谬的光环
，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与宏观经济长期反向运行的中国股市再次凸显它巨大的荒谬性：在市场这边，一方面抱怨股市是政策市，另一方面又空前渴望政府出手救市；而在政府这边，一方面希望更少用行政手段干预股市，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经常靠政策来挽回市场信心，以恢复股市的融资功能。
在去年年初“国九条”出台后，这种中国股市的荒谬特色变得越来越富有戏剧性，因为旨在大力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国九条”出台近一年，股市除了短暂的回光返照外，便在阴跌中屡创新低，其间股市与政策虽有过反复多次的大小博弈，但股市终在新年第一个交易日击穿1259点的信心底线，彻底走上了与政策背离的道路。
既然市场已经呈现某种荒谬的特征，如果还是只从传统的基本面、技术面角度去分析，似乎已很难切中肯綮。对于在投机中放纵了十年又在监管中反思了四年的中国股市而言，认识到政府理性与个体理性在其内部的深层次冲突，或许才能对其历史和现实问题做一番根本意义上的思考。
经济学认为，计划经济的基础是集体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政府理性；而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个体理性。前者以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后者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正如所有理性的东西都有局限性，政府理性和个体理性也都有它们自身的边界。而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其根本动力正是来自将两种理性的局限性最小化，使两种理性的融合最大化。
而中国股市的发展史表明，政府理性与个体理性的融合之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政府理性与个体理性冲突的根源，在于政府在市场中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要求：发展股市是为了给国企改革筹集资金，减持国有股是为了给社保基金募集资金，回笼市场资金是为了化解银行业风险、舒缓通胀压力。包括非流通股、股权分置这些困扰中国股市的核心问题，事实上也正是政府理性与个体理性冲突最激烈的所在。
但市场毕竟不是只有政府一方，而是一个由多元化利益复合交织成的场所。如果市场仅仅由政府单一的利益去主导，就有可能会偏离其发展的基本原则。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政府某些“一厢情愿”的政策对市场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产生相反的作用。
这绝没有要刻意弱化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职能的意思，可以说，中国股市从无到有地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始终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扶持、正确引导和规范管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以政府理性推动市场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也不能无视个体理性一极的客观存在。
过去，片面地强调股市的融资功能，忽视股市的赢利效应和保护机制，实际上也是政府理性排斥个体理性的某种表现形式。如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已经成为政府优先考虑、重点落实的工程，这本身已经说明了政府对市场在管理职能、管理思路上有了新的体认和把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连接政府理性和个体理性，加速市场发展和进化过程的，本应该是一个强大、健全的市场中介体系。但是，目前的中国股市还远未具备这样的条件。当基金黑幕走上前台，当一个个根子不正的证券公司在监管的寒风中倒下的时候，我们除了为赢得一个更干净的市场环境感到庆幸之外，也不由得对我国证券市场中介的整体生存态势更增忧虑。从中国股市的长远发展来看，政府如何在对证券市场中介加强管制的同时，鼓励那些规范的中介积极创新，并多方面拓宽其融资渠道，将对股市未来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何种地位起到关键的作用。
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的市场化道路，在未来或许将为创造新的市场理性提供某种独特模式，但至少在目前，中国股市依然还将在两种理性的冲突和对立中继续其矛盾的发展轨迹。如果看透了市场荒谬的本质，也就不必对中国股市现阶段的非理性涨跌鼓掌或顿足，“知道在这令人头晕目眩的钢丝上坚持，这就是诚实，其余的态度都是遁词。”
(加缪：《西西弗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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