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资：科研院所改制应允许出现多种形式

　　是一个毫不动摇，还是两个毫不动摇，是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还是私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多少年来始终存在着不同理解、不同认识、不同操作方针，存在着思想斗争。这样的情况，在科研院所改制中同样出现。

　　——上海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周鹤龄谈科研院所改制文/本刊记者 顾 佳

　　有专家称国有科研院所改革为国有资产改革的最后一块堡垒。早在1998年，国家就启动了应用开发型科研院所转制工作，但在经历五年改革后，国有应用型科研院所改革仍然面临着怎么改、怎么深化等难题。

　　上海是科研院所比较集中的城市之一，有105个转制的地方院所，以应用型为主。尽管上海的科研院所转制、改制不乏成功案例，但在改革过程中仍存在不少深层次难题。为深入探讨国有科研院所、尤其是上海国有科研院所改制的问题，记者专门采访了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周鹤龄。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周鹤龄一直参与并关注着上海的国有科研院所改制。

　　“科研院所改制，改成什么？”

　　周鹤龄告诉记者，1999年，原中央在沪部属转制的十几家科研院所下放当时他就想到了科研院所转制后可能会遇到一系列需要探索的难题。例如，科研院所改制为企业后，会是什么性质、类型的企业，定位是什么，机构设置和运作模式如何，领导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事实证明，直到今天，人们对科研院所转制、改制存在着的这些问题，仍然没有认识得很清楚。

　　我国大部分重要的国有科研单位建立于上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学的是苏联模式，属于事业单位编制。“事业单位”是一个特殊的范畴，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无论其称谓还是机构性质、管理方式、运作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是不同的。一般是指在教育、医疗、科研、文娱、体育以及农业技术服务等领域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和组织的总称。不少科研院所身兼数个职能，既服务于生产和社会需求，又是行业标准制订者及行业检测的权威，院所的领导通常是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这种特殊性使这类科研机构在转制为企业后，从一开始就面临性质和定位问题。

　　周鹤龄认为，转制后的科研单位不应该仅仅成为一般的产品或高科技产品生产企业，而应是具有特殊性质的企业。除了生产一般意义上的物质产品外，更重要的产品应该是产出科技成果和科技服务，包括制订行业标准、行业规范、进行计量检测等。所以，科研院所改制后机构如何设置、运作模式和领导体制怎样确定，应该以此作为思考的重要出发点。

　　但是，周鹤龄强调，大部分科研院所一旦转制为企业、特别是管理层持有的企业后，则可能无法继续操作公益性、行业性的科技服务。在原先事业单位体制下，科研院所不带特殊利益，可以从事国家有关部门委托性质的科研开发和服务，如制订行业标准、检测产品、管理行业协会等。这些院所改制为企业后，将直接参加市场竞争，如果仍由其进行此类科技服务，其公证性很难得到信任。故此，周鹤龄忠告，对于这些重大的问题，院所在改制前一定要有相应的思考和应对策略。

　　科研院所改制应允许多种形式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一个毫不动摇，还是两个毫不动摇，是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还是私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多少年来始终存在着不同理解、不同认识、不同操作方针，存在着思想斗争。这样的情况，在科研院所改制中同样出现”，周鹤龄说。

　　在周鹤龄看来，科研院所是否施行MBO(管理层，也即领导层收购企业或者控股)，对他们是实施分配制度改革，还是由他们进行产权改革，在这个问题上，首先上下各方要想明白。周鹤龄认为，那些原属国家部委、拥有丰富无形资产、规模较大的科研院所，采取多种性质资本的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比较适宜，对管理层(领导层)采取分配制度改革是比较合适的做法。国家和其他其它资本出资，但允许管理层和骨干人员持股(比例高低视情况而定)，这样既可以激励管理层和骨干人员，也有利于科研院所类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另外一种改制模式是科研院所与企业集团结合。对此，周鹤龄评价说，这不失为一种方式，也有成功的先例。但科研院所改制后不隶属于某个企业也有好处，可以面向全社会服务和寻求合作项目，一旦进入企业集团内部，原来的老客户出于保护商业秘密的目的，会考虑退出合作，新客户形成也受到限制。而且，中国的企业集团规模无法与西方国家的跨国大公司相比，如果科研院所进入的企业集团并没有占有很大市场份额，反而会对科研院所的发展和研发形成制约。如与企业集团合并，另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事问题。由于多种原因，科研单位进入企业集团体系后，往往会在重组、重构的名义下，进行管理层人事调整，这种突然出现的人事变更极容易影响科研院所工作和项目研发的连续性，导致改制受挫。所以，并不是进企业集团就是改革，不进就不是改革。应尊重经济规律和科研发展规律，切勿以硬性的行政命令将科研院所归并入企业集团。

　　组建上海产业技术研究机构时机成熟

　　去年，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科教兴市”的行动纲领，提出要为中小企业和行业建立应用技术开发的平台。这对上海的应用型科研院所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大的利好，但目前的问题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某些悖论。

　　“一方面将原来一些很好的平台放在一旁，让它们自生自灭，逐步失去优势；一方面又去建立新的为中小企业和行业应用技术开发的平台，这不是矛盾吗？将那些有几十年历史、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科研院所丢在旁边，不进行重组、重构的整合，是改制中的悖论。”周鹤龄说。

　　“现在它们、尤其是原部委属的转制科研院所，改制时机比较成熟，有三个方面条件比五、六年以前好。”

　　首先，组织条件好了。原来一些属于中央部委管辖的国家级院所现在已经下放到地方，上海有条件进行统筹安排。其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比较有利。上海提出“科教兴市”战略，发展应用技术很重要。比如上海要建立四个中心、提出成为世界现代制造业和装备业重要的基地，这些对科研开发的要求、尤其是应用性开发要求十分强烈，上海地方科研单位以应用型为主的现状正好符合上海目前的市场和社会需求。以应用开发和二次开发为主的科研院所，可以直接为上海的四个中心和发展现代制造业、装备业服务。最后，思想条件成熟。几年的企业化改革，或多或少改变了科研院所对国家单纯“等、靠、要”的思想，开始逐渐去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这为上海科研院所的深化改革打下了很好的观念基础。

　　周鹤龄认为，上海的科研院所改制，可以借鉴中国科学院在改革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中科院对一些研究机构进行重组整合，不仅增强了科研力量，轻装上阵，而且资源调动相对容易，有利于解决学科交叉项目的研发问题。上海的院所同样可以进行资源整合重组，甚至可以联合其他省市相关行业的院所，进行资源整合，扩大自身实力。比较完美的设想，是可以将上海的科研单位分工为两大块，一是进行基础研究的中科院体系，二是实施应用型、包括二次开发研究的上海地方的产业技术研究体系。而当前的第一步是组建上海产业技术研究机构(院)。

　　上海实施“科技兴市”，重要的战略意图之一，就是与长三角的其它城市展开合作共赢的错位竞争，而非目前的同构竞争。“上海要走好下一步棋，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不行啊！从这一点讲，科研院所改制既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更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所迫。上海应该发挥科研方面的比较优势，加强对包括科研院所在内的知识生产类产业的变革和扶持，牢牢把握目前的改革机遇。”周鹤龄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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