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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熊培云
刘洪波先生近日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几篇批评“愤青”的文章，字里行间，也透露着不少“愤怒”。国内的学者与时评家将“愤青”与民族主义捆绑在一起批评，许多观点笔者为之击掌，但笔者以为，对待“愤青”与民族主义，也要多一些宽容。
如帕斯卡所言，心有理性忽略之理性。就像我们对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抱以同情，因他的不幸而流下感伤的泪水，这是不需要任何理性与计算的，皆人性使然。所有人类理性都是以人为前提，即是说在人的自觉上，理性与愤怒之间有一座可以互相抵达的桥梁。笔者虽然认定自己是世界公民，但也赞成中国拥有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当你诚心诚意地爱上自己的民族，愿用一生的时光来建设它，何尝不是对整个人类的一个大贡献。在此基础上，我将真正的民族主义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
所谓“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人幸”，愤怒本是关乎心灵的事。面对人世间的不公与不幸，一个民族是要有些愤怒的。汪精卫当年所以做了汉奸俱乐部的首领，与其“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的愤怒精神消失不无关系的。没有愤怒，社会会僵死于麻木不仁，人会完全体制化而不自知，拿冷漠当理性。回想上一世纪，若没有愤怒青年们的前赴后继，中国国门之上，恐怕早已挂上“大东亚共荣”的花圈了。
当然，一个国家不能为“愤青”政治所左右。尤其是愤怒不是发自内心，是受了瞒骗被鼓动起来的，煽动仇恨，就会大难临头。如Jean-Marc Berthoud所说，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地方被““愤青””统治过，“这些孩子为梦想与激情而生，将他们的梦想强加给了社会。他们会永远停留在青少年时代，像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希特勒、波尔布特等人为建乌有之乡，无不以血腥之行为将人类基本价值摧毁”。这些职业革命家，精于人斗运动，最终酿成千万人丧命，多半是因为他没有从““愤青””的角色中走出来，至垂垂老矣，也只是个“叔叔”。
一个国家有一定比例的“愤青”是合理的，但如果把这个国家交给一个““愤青””去管理，并逼迫全国人民都做““愤青””，连温良的老人和天真的孩子都不放过，难免就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此时，被鼓动起来的“愤青”与愤老愤少们，不过是一群闭目塞听的无脑动物、手拿棍棒的受害者。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更值得同情。因此，对“愤青”的最好批判与救助，是实现政治与信息的透明化与知识的有效传播，让他们不是拿别人推销或强制佩戴的眼镜看世界，而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否则，对“愤青”的批评就不过是骂一锅煮开的沸水“唱着歌等待烧干”，而绕过了锅底下的干柴烈火以及那个架锅的人。
从政治一维来分析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笔者认为前者注重战略，后者注重价值，但两者并不天然矛盾。政治之美莫过于平衡，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可以看做启蒙与救亡论辩的延伸。中国之希望，当寄托于二者同舟共济，而非短兵相接。其合力始于一个追问：其他民族可以有幸福自由，中华民族也要有幸福自由。当然，真正的自由不是在家里下跪、在街上踢人的两面派。同样，跑到街上下跪，回家就打老婆孩子的也谈不上什么自由与尊严。
梵高说：“一个人不要让灵魂之火熄灭，但也不能让它烧出来。”用它来解释政治与愤怒，就是一个民族要珍惜心底的愤怒，既不要让它熄灭，也不要让它火烧连营。最佳的资源配置是，让愤怒转化为具有建设性的一个细节。中国政府与知识界的理性，在于从这些杂乱的呐喊甚至谩骂里找到理性的或可以改良社会的内容，而不是从道德的高度，指责他们的表达，甚至捎带上他们的表达权利。他们不是方向，而是力量，因此不是绝对消极的。
笔者以为，无论是批评者笔底的“理性”，还是“愤青”手持的“良心”，都没有绝对的是，最好的办法是，让“良心”与“理性”互相救济，一起进步，而不是一竿子到底，彼此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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