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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彩票品种，中国福利彩票3D于元旦全面登陆广东，据报道称，首期销量不错。这一新品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政府彩票发行部门明确宣称，该品种旨在打击“私彩”。打击的策略其实也很简单：“以毒攻毒”。这一品种的突出特征就是设有固定赔率，玩法明显地向私彩靠拢。政府彩票部门希望以此增强公彩的竞争力，将彩民从私彩场中拉出来。
可以预料，3D至少在短期内能够增加公彩的发行量。不过，是否会出现彩票发行部门所预期的公彩替代私彩的结果，目前言之过早。
应当承认，彩票市场上，公彩和私彩之间确实存在竞争。由于性质所限，公彩须设置一定额度的公益金，竞争力显然略逊于私彩。政府彩票部门依靠开发新产品与私彩展开竞争，两者关系的变化，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市场本已饱和，彩民购买力保持不变，则公彩竞争力增强，私彩发行量就会下降；这一结果当然皆大欢喜。不过，在市场未饱和的情况下，则会出现另一种可能：公彩发行量增加了，而私彩发行量并未相应下降，而是两者同时增加，整个彩票市场规模扩张。
假如中国的彩票市场还有大量潜在彩民，则公彩品种越丰富，发行量越大，有可能诱导培育出更多彩民。这些彩民在发现私彩更有吸引力之后，则转入私彩市场。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效果吗？
或许中国民众的好赌心理是源远流长的，然而，存在着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购买彩票者，大多数属于低收入群体。这些民众收入低下，寄希望于博彩的一夜暴富，全身心投入彩票市场而无法自拔。
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可能认可人们的所有欲望。赌博的欲望，可能就属于不怎么健全的欲望。政府或许不必限制人们的这种欲望，但也不应当承认它、鼓励它。
政府开办彩票事业，其实是在玩一种非常微妙，因而有时也是相当危险的平衡。政府的意图当然尽人皆知：既然人们好赌的欲望无法完全根除，那么，现实的办法就是通过规范建立一个严密监控下的彩票市场，引导人们的赌博心理，将其收益用于公益事业。因而，一种无益甚至有害的欲望，却可以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
不过，政府发展彩票事业，也产生了另一个“非意图的后果”：为整个彩票市场正了名。政府当然强调彩票的公益性，而彩民注重的就是以小博大的收益，民众完全将其视为一种赌博形式。某些脑筋机灵的民众会想，既然政府都在办，我为什么不能办？地方官员也会作如是想，从而对私彩网开一面。
随着公彩的发行，不少报刊都开设了彩票专版、专栏，宣扬传授博彩技巧，讲述一夜暴富的传奇。由探讨公彩胜负到公然传播私彩信息，对于部分民众来说，其实只需迈出一小步。舆论的这种狂轰滥炸，放大了民众潜藏的好赌心理。部分缺乏判断力的民众真以为通过彩票可以轻易地改变自己的人生，从而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生活观念。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私彩正是在公彩开放并形成一种蔚为大观的博彩文化之后才兴盛起来。在某些地区，已经形成了人人谈彩——既有私彩也有公彩——的社会习俗。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心理氛围中，私彩大行其道。私彩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这样的危害，被过度渲染的彩票文化本身是否要承担责任？
客观地说，政府做法也不乏矛盾之处：一方面，政府投入了很多力量打击私彩，但另一方面，政府的彩票部门为抗衡私彩又不断学习私彩的玩法，无形中告诉彩民，私彩更好玩。政府打击私彩又由彩票部门参与，令人产生一种印象：政府打击私彩，似乎仅仅是为了维护公彩地位，增加公彩收益，而不是为了打击赌博本身。
国人的赌博习性，或许无人可以改变，政府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引导人们的这种欲望从而服务于公益事业，发行公办彩票。但这种事业应当限定在适当的范围内，而不应盲目地开发新品种、扩大发行规模。发行彩票或许可以筹措部分公益资金，但它所唤起、鼓励的好赌心理给民众带来的后果，可能让整个社会得不偿失。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应在垄断彩票收益分享权、对市场行使监管权的同时，尽可能与彩票发行活动拉开距离。目前，政府民政、体育部门直接设立彩票机构管理和发行彩票，使政府与赌文化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不利于政府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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