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井之盲

　　仲伟志

　　作者：《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

　　2004年10月20日，大平矿难，亡148人。10月22日，在大平煤矿附近的一家宾馆内，我在一个同行的电脑中看到了一部名为《盲井》的电影。尽管它在柏林得过银熊奖，但我此 前并没有听说过。那天，宾馆内安置了大批遇难矿工家属，愁苦使他们的话语短促，而哭声一直环绕着我们。我们必须把音量开得很大。

　　《盲井》是李杨的作品。故事发生在河南矿区，有两个人靠害人赚钱，先是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害死在井下，再冒充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赔。一条人命3万元。他们一再得手，金钱似乎已使两人丧尽天良。但在一个少年成为他们的目标之后，其中一个谋杀者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在施害与保护之间他难以取舍，最后自杀在矿井之下。

　　据说，为拍摄这部影片，李杨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地的煤窑考察，当地人见了摄影机就跑，以为是记者。好在一些矿主看过剧本后觉得很真实，就同意他们拍。有一次刚刚拍完上井，煤窑就塌了，当地工人两死一伤。应该感谢那些允许李杨拍摄的矿主，他们帮助李杨从人性的角度反思了采煤业的现实。尽管在他们的井下，生命依然处于危机四伏之中。

　　而那位常年报道矿山的同行，其实是想通过《盲井》告诉我，矿难并不是采煤业的基本面问题。在那些连蝙蝠也会撞到一起的矿井里，众多生命的消失，往往像掉进铁水中的骨殖，什么痕迹也不会留下。他说，还有比《盲井》更为酷劣的矿山黑幕，这些黑幕后面的死亡与挣扎，比大平矿难更为触目惊心。我被他说得冷汗淋漓。

　　我对矿山生活从不乐观，但那位资深同行的经验，仍然令我惊讶。当晚我从网上看到，在河南省的安阳、鹤壁与河北磁县一带的矿区，《盲井》式的犯罪的确活生生地上演过，一个犯罪团伙先后交叉作案15起，在井下杀死矿工15人，向矿主敲诈合计30多万元。由于人们对井下死人习以为常，这些犯罪竟隐藏了5年之久。

　　每逢矿难，人们都要谴责“心比炭黑”的矿主和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僚，抨击权钱交易，反思安全生产、行政监管以及国土资源分配体制，有关部门也会加大检查力度，但是，矿难并未因此减少，还有许多非正常死亡事件以低廉的赔偿草草打发，并不为人所知。那些发生在河南安阳、鹤壁与河北磁县的案件，据说只是冰山一角。

　　我已经足够恐惧。杀死15人，敲诈30多万元，这就是说，一条人命平均只能“索赔”2万元，这应该就是那些在井下作业的农民工的普遍身价。但是他们仍然要进入到这些没有安全保障的“盲井”，正如《盲井》中的矿主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在交易双方地位极端不对等的情况下，生活给予他们的选择是有限的，有限的选择往往带来盲目的力量，甚至不能抑制他们的从恶之心。

　　《盲井》中的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农民，他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钱寄回家，供孩子上学，给老人治病。他们吹着口哨走在大街上，也曾掏钱帮助失学的孩子，但是最后，“你同情别人，谁来可怜我们”的阴冷逻辑控制了他们，人性在苦难里被扭曲成恶行。杀人者与被杀者，最终被一个巨大的“盲井”所吞噬。

　　这个巨大的“盲井”，其实是我们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断裂地带，是长期不能消弭的东西差距和日趋严重的城乡差距。

　　作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无论什么身份的矿主，都要尽量压低生产成本。当农业边际收入是零，或者是负数，农民即便冒死到井下作业，仍然可以获得比较效益，而在中国，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如果不能缩小农民进入井下的比较效益，使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空间，就不能从根本上防止灾难与恶行。

　　后来听说，就在我们看《盲井》这个片子的时候，在另一个房间，大平矿难的一些遇难者家属已经迅速地在赔偿协议上签了字。大平煤矿是国有大矿，遇难者家属可以得到更多的赔偿，但一些家属提出的额外条件，听来令人辛酸：能不能安排死者亲属到井下工作？

　　离开大平煤矿的时候，我自认为找到了矿区问题的社会根源。我想，如果一个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农民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许多人就不会去从事那些高度危险的行业，而随着劳动供需关系的改变，这些行业的进入门槛必然提高，就会引发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这样，我们不需要回到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不需要对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的调整，就能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保障社会公正。

　　10月24日，我先从大平煤矿到郑州，然后从郑州飞回北京，如从一张黑白照片中来到了中国的另一面。时空突然转换，那些在记忆中弯入矿山的铁轨，突然从地铁口带出大片的人面桃花。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听完我在大平煤矿的感受，说，中国是一列负载沉重的火车，只有发展才能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才能改善城乡差距，不发展，火车反而有出轨的危险。

　　这是我所熟悉的一种实用主义的语境。我突然深感陌生，不适就像疯狂的球菌一般迅速生长。很多年以来，这种实用主义的论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群体的思想资源，它的本质就是以发展的名义继续让农民承担原始积累的负担。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经济理性，但是刚从矿难现场回来的我，一定认为这是一种功利主义下善与人道的迷失。

　　不过我很快就摆脱了这种极端旅行所带来的不适。当晚，同事们约我一起到北京著名的钱柜KTV唱歌。歌声取代了早上还能听到的哭声。我们谈论的是到哪个国家度假、买什么样的汽车。我们喝30元一瓶的啤酒，这是此前一天我请矿工吃一顿晚饭的价格。

　　说实话，当时我没有任何所谓的内心冲突。有人唱有关火车的歌曲，那火车一定冒着遗忘之烟。在烟雾的后面，我与矿区社会彼此无视。尽管我敬畏生命、心怀悲悯，但生活的差别不仅使矿山中的从恶者沦落，也在使我变异。在更多的时候，我也会因为保有这种差距而庆幸，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利己主义正在空前膨胀。我们的内心，无疑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更为巨大的“盲井”。

　　从钱柜KTV出来，我去新街口的一家音像店找当时正流行的《2046》。有人在边上说，到了2046年，这部电影必定被人遗忘。这时我突然看到了《盲井》的盒装DVD，或许是害怕当时就被人遗忘，它的封面包装，竟然是莫名其妙的女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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