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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
作者：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
香港房委会在11月24日颁布领汇基金准备再上市计划。但这时，香港房委会实在没有想到，或者香港大多数民众都没有想到，一件对香港大众、对香港房委会摆脱目前财务困
境、对整个社会都有利的事情，却因两个享受政府综合援助金的老人的阻拦而使整个上市计划突然中止。这是香港也是世界上一件绝无仅有的事件。
领汇上市失败后，尽管国内媒体对领汇事件的报道甚少，但它作为香港有史以来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对香港人、对整个香港社会的冲击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有人说，香港房委会这艘表面上无坚不摧的巨轮，竟因触上两块小礁石而面临沉没的危险：在官司缠绕和未能消除所有不明朗因素的情况下，领汇基金被迫搁置上市。但是，该事件绝不仅仅是香港人的事情，也不仅仅是香港会受到震撼。其实，领汇上市的失败，不仅需要香港人对此进行总结、检讨、反思与重新认识，同样，对正在向法治路上迈步的内地人来说，也会有许多启示。
对于领汇事件，无论是在事件过程中，还是在事件之后，尽管香港不少民众对事件最后结果都十分愤慨，也有人上诉法院要求该事件发难者赔偿损失，更有香港媒体及不少重量级人物对此纷纷发表评论，但大多数对于领汇事件的关注与评论都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在滥用法治精神、少数人意志强暴多数人利益、经济事件政治化、寻找幕后黑手及经济利益赔偿等上面，却很少有人去思考：51万人的大众利益为什么会被两个年老的分享综援者所损害？为什么这两人的“幕后黑手”能够找到合法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内阻止领汇上市？还有，事件的最后结果香港有人预见到吗？如果有所预见，有人考虑过用什么相应的方式来调整这件事最后的走向吗？等等。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不仅应该静下来好好思考，而且要从制度、从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上来反思，只有这样才能认清事件的真相。
其实，领汇事件的最后结果完全是建立在香港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法治精神是香港社会得以持续繁荣发展的基石，从卢少兰两人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房委会要求法官将聆听与司法复核审判同时进行，高等法院与上诉法庭判决，再到终审法院对申请缩短卢少兰上诉期限的拒绝，从而使得领汇基金最后搁置上市。可以说，事件整个过程既有法律实质意义的公平公正(如驳加卢少兰两人的司法复核申请)，也有程序上的公平公正(如房委会要求两人缩短上诉时间并为上诉法庭接受，而为终审法院所拒绝)。可以说，在领汇事件中，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使该次事件应该成为中国社会法治精神彰显的最好范式。
在这个事件过程中，法治要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法治也是弱势者权利得到保护的最后一个庇护所，是对市场强势权力及政府权力的约束。无论弱势者的权利是如何弱小、如何微不足道，但在这个庇护所都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在领汇事件中，2人对决51万人，无法支付堂费的领受综援者对决握有二千八百亿财富的投资者，在常人看来，无非蚂蚁撼大象，但结果却是蚂蚁让大象后退。而且，香港政府在整个事件中有规有矩，并没有因为行政权力强大而置法治于不顾。有人说，领汇事件的出现，可能有损于香港国际金融之地位，我则认为恰恰相反。因为，领汇事件真正地表明了香港司法体系的透明、独立与公正，体现了现代社会真正的法治精神，它也是香港社会无穷无尽的社会财富。
此外，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还体现在法制自身的完善上。因为任何法律制度都具有内在的不完备性，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可能造成损害的行为都能准确无误地由法律详细规定，那么我们就认为这种法律是完备的。否则，法律就是不完备的。法律的不完备性，或是法律本身存在空白，或是法律条款的开放性质而使法律的边界不确定。也就是说，在任何社会中，法律制度不完备性是根本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香港这种特殊的社会制度更是如此。而法律制度不完备性最为重要的方面则应该是法律自身内在的完善性，应该是个人初始权利不平等界定的不断完善。如果我们的法律制度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捕获，那么这些法律和法律实施之间就会存在巨大鸿沟，个人对他人守法行为缺乏明确的预期，从而也就失去实现法治的基础。因此，在领汇事件中，香港的社会不是如何来指责这次事件中“幕后黑手”如何操纵民意、如何把弱势者当成被人摆布的羔羊，而是要求通过上诉的方式来向“幕后黑手”索赔，更多的则是检讨香港现行的法律制度不完备性。
可以说，经过这次事件的考验，香港的政府和立法机构会汲取这次惨痛教训，再次研究和修改《终审法院条例》，授权终审法院在一些特殊的案件里，可以基于重大公众利益理由，迅速就法例的诠释做出指示性的裁决。我们能从这次事件中学到什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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