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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锋
据媒体报道，一年前呼吁人们不要“仇富”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几天前又提出一个新观点：中国的发展，需要中产者队伍的壮大；而中产者队伍的壮大，主要应该依靠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靠实行高税收，把富人降为中产者……杀富济不了贫，也无助于穷人的脱贫，“杀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惶……
不管报纸上、互联网上如何评论，我一直善意地认为，在对贫富差异问题的阐释过程中，厉教授对“富人”的关注只是一种巧合，并不必然代表论者的利益取向。不过，对此次的“高税杀富”论，我还是有些难以苟同。
首先，厉教授将累进税制下对高收入阶层实行的高税率视为“杀富济贫”，这一认识似有不妥。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由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共同组成，只有依赖于每个阶层和群体的“造血”和“输血”，代表社会成员整体利益的“大脑”———政府才能获得足够的养分正常运转，并为各色社会机构提供拨款。很明显，税收就是政府和社会的“血”，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都有义务缴税，以共同维护政府和社会的运转。很显然，这并非出于简单的“杀”谁“济”谁的“均贫富”目的。
再进一步分析，谁是税收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政府将税收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安全等方面，富人收入高，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更多、他们对社会安全的要求层次更高，自然应该为此多“埋单”，这是社会公平的基本体现。因此，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与其说富人多交税是用于“济贫”，莫若说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其自身利益。
厉教授最担心的是，高税率会“拖穷”富人，将富人“杀”成中产者，并“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惶”。我不禁暗自替厉教授担心，这种说法难保不会落人以“代富人立言”的口实。因为纵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普遍通行并赞同对富人课重税，以改善社会福利、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缓和阶级矛盾。而事实也有目共睹———欧洲福利国家高达60%的个人所得税，美国高达39.6%的联邦个人所得税(这还没算所在州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并没有将这些国家的富人阶层“降为中产者”，更没有挫伤众多中产者跻身富人阶层的勃勃雄心。我猜，在中国，恐怕情况也与此略同，在这一点上，厉教授显然多虑了。
此前，另一些经济学家们在调查后指出，当前中国税率实际呈现“累退”而非“累进”特色，而政府也正着力于改变这一状况。客观地看，这一分析应该更符合现实状况。
那么，厉教授今天提出的“高税杀富”论，似乎在“先富”和“共富”这对矛盾统一体中确是有所偏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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