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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利军、周士君
2005年2月1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在人民大会堂国宴大厅首次举办慈善晚宴。晚宴的门票捐赠数最高为38000元，最低为1800元。晚宴的全部门票捐赠款扣除成本后的结余部分将主要用于“全国百县万名贫困青年培训就业工程”。而且这样的慈善晚宴，计划每年举办一次，并使之成为惯例。
当心“国宴扶贫”
慈善晚宴是海外募集善款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我们也并不陌生。但在中国来讲，真正广泛意义上的慈善晚宴却并不多见。而偶有举办的慈善晚宴也大都是由发起者单兵作战，总难免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固然这当中有组织者本身或宣传不够等方面的原因，但在我看来，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人慈善意识的不足。
我们看到，富人或者企业家更倾向于通过电视屏幕或者媒体等更为“张扬”的方式，来进行慈善捐赠活动；或者直接捐赠给与自身有着密切关系的政府部门或团体，以“结善缘”。显而易见，无论是哪种方式，中国富人的捐赠行为本身都带有某种潜在的期许：希望能够通过捐赠来扩大知名度，提高影响力，或者为自己以后的经营提供某些方便。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慈善文化属性——慈善趋利性。
也许正是出于慈善趋利性的考虑，中国扶贫基金会才“特意”地把自己举办的首场慈善晚会提升到了国宴的规格，并邀请国家领导人出席。也许这种做法最终能够取得比较好的募捐效果，但是，这却可能误导财富文化或者慈善文化。
“国宴扶贫”办法的提出，也许是基于现实慈善尴尬下的无奈之举，却也是对慈善趋利性的遵从，因而难免会进一步诱导慈善事业或行为的趋利性；另一方面，慈善晚宴所实行的按捐款数额区别对待的做法，则可能进一步加剧慈善的趋利性——捐赠越多，利益预期越大。这样就可能构成社会观念对主流财富文化形成的误导。
“国宴”竟成对善款“下口”的借口？
若参加慈善“国宴”者满员的话，将达数千人之多，如此规模的慈善“国宴”，在经费开支上也一定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也就是说，扶贫基金会筹集到的扶贫善款，还没有送到扶贫对象手中，就已被包括每一位捐赠者在内的“国宴嘉宾”们啃下了“一口”。如此筹集善款的方式，竟然还被冠名为“低成本”或“新尝试”，就很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
的确，以“国宴”为嚼头，不仅能激荡起许多捐赠者的捐款(在这里应是“认购国宴门票”)热情，而且还将使筹集到的扶贫资金数额有了更大程度上的保证。但是，如此操作首先是模糊了善款的界限，既然捐赠者已通过认购门票的方式捐出了善款，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国宴”吃掉一块呢？而且如此操作，还很有点富人给穷人一块饼啃了一口的怪味道。
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考量慈善“国宴”，其本身存在的瑕疵就似乎更为明显。不管捐赠最高等次38000元的捐赠者，还是捐赠最低档次的1800元的捐赠者，为参加所谓的国宴，竟要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汇聚国宴所在地的北京，这来来往往的费用，岂非又要无端耗费掉许多的款项，而这些款项不管从哪个口袋里往外掏，却都完全是一大笔可花可不花的费用。而此种善款筹集运作模式，岂非早已与“社会低成本参与扶贫的新尝试”的说辞相背离了吗？
组织捐赠者通过出席慈善“国宴”筹集扶贫基金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从效果说，我看不“尝试”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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