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啸我们准备好了吗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1月01日 13:20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吴海蔓北京报道

　　2004年12月8日联合国国际减灾处启动了会务工作，开始为2005年1月15日将在日本神户举办的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做准备。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却给这次全球大会以及原本要总结国际减灾战略成果的打算，浇了一个透心凉。

　　事件甚至显得有一些讽刺意味。国际减灾从1989年开始，直到这次海啸发生之前，它的成绩有目共睹。最初联合国举办的“国际减灾十年”的活动取得成效，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在这个活动中开始建立减灾体系。此后，联合国决定把“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继续下去，“国际减灾战略”因此诞生，其中一点重要精神就是国际合作。

　　进入2005年之后，“国际减灾战略”决定在神户开启新的战略。然而此时，海啸爆发了。这时人们才发现，战略的更迭和各种名目繁多的会议甚至都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合作之难——当美国科学家发现印度洋可能遭到海啸袭击时，他仍不能把这条消息送到那些灾难即将降临的国家中有权力的人手中。

　　预警与预防

　　在痛惜印度洋国家没有加入海啸预警系统导致惨痛伤亡的同时，在中国出现了一种庆幸的声音：幸亏中国已加入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然而，实际情况仍容不得我们过分乐观。

　　2004年12月30日，预报员吴少华被留在中国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办公室内值班，他的同事于福江研究员以及其他人都前往国家海洋局，向局领导汇报他们对这次海啸灾难的看法，这群预报员将再次呼吁中国尽快建立起海啸预报系统。这意味着，即便得到美国或者是日本关于海啸的预警，目前中国尚无能力做出海啸预报。

　　吴少华解释说，中国的确是海啸预报系统的参与国，但真正在太平洋上布下探测装置的只有美国和日本。美国布了六个，日本布了十四个。这些布点位置是根据它们国家的需要，让它们有足够时间做出反应而选取的。所以，这些探测点发出的数据，对中国防灾意义有限。此外，对中国本土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近海而不是太平洋的海啸，所以中国最终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置探测装置。

　　据了解，这种探测装置在国内还无法生产，每件价格都在25万美金以上，但使用期限短，一般至多只能使用两年时间。吴少华表示，一次性资金投入并不难，难的是维护投入，探测装置的安放、更换、维修，都是一个艰难任务。

　　泰国作为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的加入国，却不能正确处理这次海啸的情报。当它做出预报时，灾难已经发生。绝大多数遭受或没有遭受此次巨灾的发展中国家，情况不会比泰国更乐观。现在仍在流传“假如早几分钟知道海啸袭击，就会减少多少死亡人数”的假设。苗红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对此有不同看法。

　　苗红军毕业于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他学的专业是“灾难预防与管理”，从1988年开始从事国际减灾工作。他认为目前出现了言必称“预案”的惯性思维。他认为预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生活中每一环节都贯彻对灾难的预防，比如，夺走二十名消防队员生命的衡阳大火中，专业消防队员对各种灭火预案可谓了如指掌，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偷工减料的衡阳大厦会比大火更可怕。

　　中国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兰友昌先生告诉记者，在这次遇灾的许多国家中，海滩防护措施多年失修，海啸杀伤力陡增。

　　中国的防灾体系

　　苗红军从2001年起开始负责联合国与中国在减灾项目上的合作。这个项目持续三年，联合国与中国政府各投一部分资金，目标是帮助中国建立起有效的防灾减灾框架。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年因此带来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5%。

　　苗红军的合作伙伴是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他承认在合作过程中有一些烦恼，主要因为减灾委缺少实权，对三十多个部委仅起到协调作用。对于已经完成的这个合作项目，苗红军的评价是“不是非常理想”。

　　年过六旬的王昂生在业内是有名的敢说话的防灾专家，作为中国科学院减灾中心主任，他对国内外防灾系统都非常熟悉。

　　王昂生接到减灾委通知，12月31日早上到中国民政部参加一次临时会议。会议主要针对这次海啸，讨论该给国家提些什么建议。王昂生多次提到一个设问：假如这次海啸袭击的是中国，中国准备好了吗？

　　王昂生准备在这次临时会议上老调重弹——对于像海啸这样巨大的灾难，中国条块分割各自为阵的体系已不适用。他是中国最早参与减灾研究的专家，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和贡献，1998年联合国授予他国际减灾贡献奖。王昂生每次要重谈的老调还包括：大灾害往往是综合性的，这容易给推卸责任留下空间。

　　与世界很多国家不同，中国根据具体灾种设立具体防灾部门，没有一个超越各部门之上的综合防灾机构。尽管形式上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有三十多个部委成员参加，但它主要是一个协调机制，没有钱、没有人，也没有权力。王昂生认为面对类似唐山大地震和1998年洪灾这样的大灾，最后都由国务院最高领导人出面来协调。尽管如此，由于平时没有一个实体系统运转，给高层决策增加了难度。而且这是事后救灾，损失远比事前预防要大得多。

　　吴少华在国家海洋预报中心工作了二十多年，对此他也有体会。对于像风暴潮这种灾难，海洋预报中心的预报水准已经达到国际水平。但要是针对海啸就很难开展工作，因为地震部门能做的，海洋部门做不了，反之亦然。如果两个部门不能合作，海啸预报就无从谈起。吴少华认为目前这种防灾部门的合作困难不光是跨部门的，在同一系统里都有可能。比如潮位站的数据资料，很多国家对全世界公开，而在我国除了上海等极少数地区之外，都占为己有，国家资源不能共享。

　　12月30日，中国国际委员会秘书处处长方志勇刚刚接到国务院的批文，他告诉本报记者，“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将改名为“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他认为，一个字的改变意味着该委员会将会增加对国内减灾工作的协调力度，过去该委员会很大程度上是面向国际合作。

　　苗红军希望联合国与中国的减灾合作能继续坚持下去，主要设想是从中国减灾人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培训等方面深化。苗先生还建议中国作为庞大的发展中国家，防灾减灾意识要深入到社区普通人，他提到在新疆发生地震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那里建了几个小型的地震监测站，每站花费仅约1万美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通过在当地培养一批普通人(比如家庭妇女、看门人甚至是中学生)学会识别仪器的办法，成功实现了少花钱多办事。

　　印度洋上空依然弥漫着悲伤和尸体的气味，大西洋上却传来争吵的声音。联合国暗示美国捐款过于小气，美国进行反击；布什总统休假复出之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将组成独立的援救小组，这无疑又给联合国出了一道合作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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