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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报评论员张曙光
开篇词
“大象无形，大器晚成”。在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之后，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中国经济突然发力，以空前的速度奋起直追，到2003年GDP一举突破一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
经济总量居第六位的国家。中国不但是一个政治大国，而且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回首这2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可喜可庆，可歌可泣。但如果以为就此可以弹冠相庆了，那就会犯十分愚蠢的错误。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不是越改革越简单，而是越改革越复杂。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经济是依赖于目标和指标体系建立的发展模式。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改革的任务十分明确，就是解决一个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所以当时邓小平同志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经济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指标定得也很简单，就是GDP。除此之外的一切是是非非都可以先放在一边。这种战略思维可以说最大程度上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扫清了非经济因素障碍，使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成就非常显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4038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82045亿元，20年增长了20倍。中国在钢铁、水泥、化肥、家电等领域拿下了多项世界第一。
但当中国的经济总量上了一个大台阶时，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现在在中国经济的任何一个领域，其问题的复杂程度足够令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穷其毕生的精力未必能解决一二。但问题的复杂并不意味着无解，关键是要转换思维模式。中央现在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及时而准确。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下一个阶段的战略思维的调整和提高。
中国经济发展千头万绪，但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问题，也就是改革与开放这两大主题的延伸和继续，但衡量这一任务的指标却要比过去复杂得多。说经济发展，简单的经济总量与人均指标已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还要讲地区之间的平衡，城乡之间的平衡，经济结构的平衡；还有环境的问题，资源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两极分化的问题等等；说到改革，也不仅是指放权让利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涉及到审批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说到开放，也不是改革初期简单的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的问题，而是请进来和走出去的问题，包括产品出去，企业出去，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等等。
所以说，如果还用简单的思维模式来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就会感到非常的不适应，甚至会有越改越乱，有按下葫芦起来瓢的感觉。首先目标要明确，如最为人所诟病的中国股市，目标不明确，标准也就是混乱的。到底开办股市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融资，还是解决优化资源配置？这个问题没想清楚其他一切问题都难解决。还比如教育的问题，一说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就以为是提高学历教育，投入巨资大办高等教育，结果将应试教育推进了死胡同。其次，是指标要综合，比如说发展房地产业，如果将土地出卖当成地方财政增收的一种手段，以现在这种一卖70年的出让方式，再过不了两届，很多大中城市的后届政府就无地可卖了。医疗体制改革也是如此，是当做产业发展，还是作为一种社会保障，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大目标不确定，指标也无从谈起。其他如能源、汽车、航空、银行等等行业和领域也大体如此。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单讲一个GDP说明不了居民生活质量的问题，单说一个人均收入说明不了两极分化的问题。开放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引进多少外资的问题，出口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创汇的问题。一切工作都应以中央定下的今后2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目标为中心。如何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成为各行各业的总体任务和目标。目标不明确，各种指标就无法确定，也无法评价其成败；如果指标定的太过单一，也无法体现目标是否完成。
回首20年，一句“翻两番”就可概括这个伟大的成就。而今后20年的经济发展就没这么简单，经济总量要翻两番，但环境污染不能翻两番，东西部差距不能翻两番，能源消耗不能翻两番，贫富差距不能翻两番，城乡差别不能翻两番，如此等等。如果说过去20年我们取得的成绩很艰巨，很伟大，那今后20年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就更艰巨，更伟大。很多人总以到现在还未能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憾事，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未必能解释中国如此复杂的经济问题。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进行着世界上最为复杂艰难的经济变革，这才是真正值得骄傲和光荣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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