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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焦点房地产网《资本市场》刊登经济学家易宪容关于“如何化解家庭高负债率风险”的文章，其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如今在国内一些大城市，60年代末及70年代以来出生的年轻人高负债、透支未来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他们一毕业就购房买车，首付款让父母来付，通过银行按揭贷款，然后慢慢还。这些人不仅购房，而且还要购大房。而在发达国家中，年
轻人大学毕业后，一般会在工作十多年之后，自己有了一定资金积累才购房，这之前的时间多数人会去租房住……
关于高负债率、超前消费的利弊，出于经济角度的评说已经较多，上述文章也许道出了一个更深刻的现实：当超前消费浸润了中国的某些所谓的传统文化，它会变得更加缺乏理性乃至面貌狰狞。于是，我们不仅要关注其经济意义上的负作用，更要关注其道德、伦理上的负面意义。
“水往下流”是一种很通行的民间说法，大意是说：对下，为人父母者在经济上的一切努力，很大程度上都是为子女着想。大则试图为子女留下一笔家产，小则为子女创造一种更好的家庭经济环境。至于对上，例如赡养父母方面，其责任意识则淡漠许多。既然一代一代就这么沿袭下来，已成家立业的做子女者便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和理所当然“揩油”的心态，个别的则因父母无法满足其需求心生埋怨甚至酿成家庭悲剧。在此种文化背景下，过量的、片面的舆论导向所启动的，就不仅仅是年轻人在超前消费上的非理性，而是建立在经济依赖基础上的自私，甚至在经济开支上形成对父母的“倒逼”机制。在退休养老社会保障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倒逼”很可能严重影响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和身心健康。更有甚者，就连少数经济尚未独立、家境并不富裕的在校大学生，在超前消费潮流的推动下也在追求名牌和“四大件”，由此对父母形成的经济、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由此联想过去对某些国外社会形成的曲解乃至误解：子女成年后父母拒绝抚养，成年子女星期天到父母家吃饭需支付饭费等等，这些曾被国人普遍认为是“人情冷漠”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的现象，恰恰给那里的年轻人的超前消费“上”了一道理性的“枷锁”。也就是说，代际财产以及经济利益的划清有助于青年人建立自立、自强、自主并形成超前消费“风险自担”的意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超前消费才有可能具备充分的理性。
经济、消费和道德、伦理、文化永远是不可分的，故在与消费有关的各种舆论导向中，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不仅是经济角度的国情，更有道德、伦理、文化传统角度上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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