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水稻背后的力量平衡

　　李翔 云南报道

　　10月16日一大早，昆明世博园外，几个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抬出一个扎得极为可爱的稻草人。稻草人张开双臂，似乎要阻止什么事情的发生。传统的稻草人是为了阻止鸟类啄食农田中的作物，而绿色和平组织的这个稻草人和这次以稻草人为标志的活动——“稻米之路：云南生态农业巡游”——目的却是为了阻止对稻田的改变。可能具有的巨大商业利润 、科学上的诱惑力、甚至对一个国家粮食产量和外贸的巨大影响，使转基因水稻的支持者们热衷于改变实验室之外的稻田。

　　“通过参与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绿色和平组织得知，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已经收到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生产申请。” 绿色和平组织可持续农业与食品安全项目经理施鹏翔对记者说。

　　“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正在申请的是哪种转基因稻米，是哪家公司等具体情况。”“中国的法律不要求公布这些我们认为公众有权利得知的东西。”

　　施鹏翔向记者解释根据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申请被批准需要经历的步骤，“转基因稻米最快可以在2005年进行商业化生产。”

　　科学家的分歧

　　在“稻米之路：云南生态农业巡游”活动之一“中国稻米之路”研讨会上，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发表意见的五位学者中，来自中国农科院作物资源品种研究所的研究员杨庆文博士似乎是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种植并不那么面目可憎的惟一一位专家。在同记者的交谈中，杨不断对记者说“科学家根据自己的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尽管可能有分歧”。

　　杨庆文主要从事野生稻种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农业野生植物原生环境保护技术研究，目前主持的项目中包括国家转基因作物研究专项。他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认为：30米到50米的隔离带可以预防转基因稻种和寻常稻种之间的基因流失风险。基因流失风险通常是反对转基因作物种植的最有力论据之一，反对者们认为转基因作物的基因流失会威胁到生物多样性。

　　来自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薛达元博士认为：“转基因作物与其野生亲缘种间的基因流动是转基因作物释放后可能带来风险的重要方面。”而转基因在野生种群间的固定将导致野生等位基因的丢失，从而造成遗传多样性的丧失。

　　薛达元是以一个风险强调者的身份出现的。在他提供给记者的报告中，他指出，转基因作物种植后可能导致的生态学潜在风险包括：基因流逃逸风险、对土壤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化学循环的影响风险、产生新病毒的风险、害虫抗性进化的风险等七个风险。

　　更大的分歧在于是否赞成转基因水稻的商业推广。

　　黄季焜，一位并未应邀参加这次活动的科学家的名字被屡屡提及。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黄季焜提出，发展转基因农作物符合国家利益。黄现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假设转基因棉花和水稻同时商业化，在增加的总福利中，除46%归生产者(农民)外，国内大米消费者、纺织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食品加工业和贸易部门、国外的消费者都将从中获益。” 黄季焜还特意提到：推迟产业化的政策成本则会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而绿色和平组织和一些媒体人士则指责科学家的分歧背后存在着利益纠葛。

　　对一些支持转基因作物商业推广的科学家的怀疑情绪弥漫在整个活动的间隙，最常听到的说法是：很多此类科学家拥有了自己的公司；一些科学家说中国需要自己的孟山都(Monsanto)和先正达(Syngenta)，而在绿色和平组织看来这些跨国公司依靠剥削农民而谋取利润。一个比较客观的针对黄季焜的指责是，黄的一些研究项目是获得孟山都公司资金支持的，这个指责来自于薛达元。

　　位于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转基因水稻的研究机构之一，一位批评者指出，中国水稻研究所的转基因水稻专利都是用科学家个人名字注册的。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抗癌药“泰素”的例子：泰素是美国国家卫生院推出的新产品——这个卫生院耗费了纳税人3100万美元，但是医药公司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很快就得到了这款药品有效化学成分的分子式，几乎没有付出代价。而每一位患者要为一个疗程的这类药支付1万美元到1.5万美元的费用。

　　转基因的推动力量

　　科学家是推动转基因研究和推广的一支重要力量，薛达元承认，他一直在呼吁应当加强对转基因风险的研究。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薛达元说自己并不否定对转基因的研究，也不是只主张要把转基因局限在实验室中，只是强调要加强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研究。“这两方面的力量是不对称的。研究转基因的国家经费要用亿元来做单位计算，而研究转基因可能带来的风险的经费则只有区区几百万。”他说。

　　商业力量被认为是无坚不摧的。红河州甲寅乡的邓副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向记者描述了当年杂交水稻的推广过程：由于有政府力量介入推广，因此很多农民不得已从乡政府领来杂交水稻的种子，在回家的路上则都把种子丢到路上。

　　现在，杂交水稻比农民自己培育的稻种高50%的产量这个诱惑，让所有农民今天都在适宜种植杂交水稻的稻田种植它，即使杂交水稻的种子必须向种子公司购买，价钱46元一公斤的杂交水稻种子比起常规稻种种子几块钱一公斤高出十倍。

　　商业的力量往往可以使转基因作物在开始时以一种诱人的多赢面目出现：农民可以减少投入，提高产量；公司可以获取利润；消费者可以低价获取商品。但是这种商业逻辑被绿色和平组织斥责为公司的阴谋。

　　施鹏翔说：“转基因种子公司往往同时也是农药公司。因此转基因种子公司的种子抵抗的正是自己公司生产的农药。”节约下来的成本，长期来看往往被用来支付专利费用、种子费用，而且，由于害虫和杂草的抗性的变化，农户还必须不断更换新的转基因种子，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说法或许走向另一极端。薛达元对记者说，根据对已经大规模种植的抗虫棉的调查表明，转基因棉花目前在中国的种植仍然是利大于弊的，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弊”的了解太少，而只注意到了“利”的一面。

　　在推动转基因技术研究和推广中，一些跨国公司格外引人注目：孟山都(Monsanto)、先正达(Syngenta)、拜耳(Bayer)等六家跨国公司已经控制了全球98%的转基因农产品市场。

　　“一些政府部门的力量也在推动转基因的研究和推广，比如科技部、农业部。”薛达元说。

　　“我想说的是，你们这些科学家不能够仅仅考虑科学研究和它会带来的荣誉与收益，还要更多的考虑一些社会责任问题。”来自《瞭望》杂志的一位记者向中国农科院作物资源品种研究所的研究员杨庆文博士发难。随后，更多激烈的指责指向那些赞成转基因稻米推广的科学家和公司们。虽然这种激烈的态度未必是绿色和平组织(中国)所欢迎的，但是赢得媒体的支持，从而引起决策层的注意，正是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希望借助的力量。

　　为什么关注转基因

　　随着绿色和平组织和一些其他环保人士的努力，转基因的问题终于不再局限在科学家之间的争论中，消费者也开始关心自己随时可能接触到的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用品的安全性，甚至转基因作物可能对我们生活的地球的影响。不过在我们看来，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有值得我们关注的另外一个层面。对于转基因，科学家的力量和公司的商业力量往往容易结合，这种单方面的力量可以对政府决策产生很大影响。但是现在，新的力量的出现将会改变这种力量失衡的状态。这种新的力量——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为例，他们试图从民间寻找支持，他们试图促使政府更加认真的考虑决策后果，他们想把关于转基因的争论从精英的博弈扩展到大众层面的讨论——从科学家、政府官员、大公司关心的事情变成消费者和农民也关心的事情。

　　也许结局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后听到的不再是一家之言，而是多种力量争相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促使一个政府决策或一个商业行为能够兼容各个方面的利益，这就是力量平衡的意义，也是我们关注转基因的另外一层原因。

　　我们很高兴能够记录这一切、观察这一切，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荣幸，也许有偏颇，但我们在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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